十八 朱熹诗碑
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
辞家仲秋旦，税驾九月初。问此为何时，严冬岁云徂。
劳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极，雪深路漫漫。
泥行复几程，今夕宿槠洲。明当分背去，惆怅不得留。
诵君赠我诗，三叹增绸缪。厚意不敢忘，为君商声讴。
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
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
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旷然远莫御，惕若初不烦。
云何学力微，未胜物欲昏。涓涓始欲达，已被黄流吞。
岂知一寸胶，救此千丈浑。勉哉共无斁，此语期相敦。
乾道三年九月八日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
新安朱熹书
钤印：晦翁 朱熹之印
（长沙蒋畴摹石，钤印：耕石氏勒）（括号内的内容新刻碑文不存）
跋：朱子赠张南轩先生诗二首，载在《朱子年谱》。此卷墨迹余得之粤中，曾属乐生炳元以端石摹刻之。兹来湘水，重钩勒石，置之岳麓书院，当与北海遗碑并传不朽。光绪癸巳九月吴大澂识。
简析
碑在御书楼南廊墙壁。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撰书，清光绪癸巳（1893）湖南巡抚吴大澂据自家藏本刊立，长沙蒋畴镌刻。碑为青石，共四块，纵157厘米，横43厘米。镌刻朱熹手书诗两首，共224字，另有吴大澂篆书题跋72字。
今御书楼游廊墙壁所嵌之朱熹诗碑，其中第三块为原碑，基本保存完整。第一、二、四块乃20世纪80年代据拓片复制而成。此三块复制碑刻的原刻保存在中国书院博物馆，皆残损严重。
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初，朱熹自福建来湖南，历时一个多月，于九月八日到访岳麓书院，与张栻讲学近两月。朱熹来长沙岳麓书院，是受其养父刘子羽之子刘珙、张栻和张孝祥的邀请。乾道二年（1166）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即刻延请他父亲刘子羽的老上司张浚的儿子张栻担任书院山长（张栻以其老师胡宏没能担任岳麓书院山长为由推辞，以主持教事代行山长职）。同年，刘珙邀请朱熹来书院讲学。朱熹因“湖南之行，劝止者多”，且天气炎热，延迟了出行。次年六月，刘珙应召入朝，写信嘱托继任张孝祥再次邀请朱熹来书院讲学。张孝祥在刘珙和张栻的嘱托下，给朱熹写了封谦卑仰慕的书信，“某敬服名义，愿识面之日甚久，非敢为世俗不情语也。得刘丈（刘珙）书，又见与钦夫（张栻）书，知且为衡岳之游，傥遂获奉从容，何喜如之！不胜朝夕之望”。遂有朱熹此次之行。
朱熹在岳麓书院与张栻举行会讲，开书院历史上不同学派登坛讲学先河。这次会讲被后人称为“朱张会讲”，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书院教育的开放与包容。张栻与朱熹的讨论极其热烈，朱张二人住在讲堂南侧的百泉轩中，连续讨论“中庸”等问题三天三夜，学术讨论如此热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辈思想家们对文化的热爱与崇敬。当时慕名前来听讲座的人特别多，有坐轿来的，有骑马来的，有走路来的，马匹因一路狂奔而口渴，把书院大门前饮马池的水都喝干了，史书记载是“饮马池水立涸”，可见会讲之盛况。
朱熹在岳麓、城南书院待了近两个月，与张栻讨论“太极”“中和”“仁说”“工夫论”等重要学说，两人还一起讨论了张栻父亲张浚“行状”撰写。从朱熹和张栻的送别诗来看，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千圣同源”的“太极”论和“酬酢处”的工夫论。
“太极”是儒道两家一个最核心的哲学问题，它涉及宇宙及大自然生成、发展的规律与秩序。“太极”较早出现在《庄子》《周易·系辞》等文献著作中，庄子以“太极”指称宇宙的混沌原始状态，与宇宙六极相对。《周易》中的“太极”，有宇宙化育万物的含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一步深化了太极的宇宙本源性内涵，把孔孟儒学从生活常识之理上升到哲理思辨之理，使得太极概念成为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儒家的理论基础，为宋明儒家应对释道两家的挑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周敦颐因此被尊称为理学开山鼻祖。
周敦颐的“太极论”是在朱熹、张栻等人的推崇下才开始被后来学者所广泛接受的。朱熹对太极的关注可以从他对周敦颐著作的重视程度看出来：在来长沙的头一年，朱熹编订了周敦颐《通书》，印刻于长沙，此即长沙本《通书》。他来长沙是想和张栻重点讨论“太极”这个问题的，所以当张栻在离别赠诗中提到“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时，朱熹深有感触地回答“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
关于第二点“工夫论”，这涉及宋代理学家们的一个心性修养的重要问题，在体察到“太极”的宇宙秩序及其外在客观存在之后，我们人类社会和个人自身应该遵循怎样的秩序而生活，客观存在的宇宙秩序是可以运用于人类自身的吗？换句话说，宇宙秩序能在人间秩序中复制吗？这个问题就要运用理学的“工夫论”，理学家们认为可以通过“工夫论”的养成，达到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的统一，以及宇宙秩序与个体自身心性的统一。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主张“察识论”，“毫厘有弗察，体用岂周流”，这样就可以完成自身与社会、宇宙的统一。朱熹接受张栻的观点，指出“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他认为张栻的话语就如“一寸胶”之嘉言，把他从“千丈浑”中救了出来。不过朱熹对张栻的观点还是有所保留，他回去之后，又开始思考人在“未发”状态应该坚持些什么，由此提出了“中和新说”。正是这种有所保留的接受与怀疑，展示了书院会讲的自由之风与学术精神，朱熹也因此成就了其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的学术声望。
十一月六日，朱熹结束了岳麓、城南两个书院近两个月的学术会讲，开始与张栻同游南岳。在游南岳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去湖南宁乡龙塘祭拜张栻的父亲张浚。早在隆兴二年（1164），当张栻扶柩经过江西豫章时，朱熹就从福建哭祭而来，与张栻同船三日，讨论胡宏所撰《知言》等问题。由此也可见张栻与朱熹的情谊之深。是月十三日抵南岳方广寺，此前朱熹、张栻于宁乡巷子口镇官山庄重祭拜了张栻父亲张浚，其后登祝融峰，遍观南岳胜迹。十一月二十三日，二人在株洲告别，张栻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朱熹以此二诗作答。
碑的刊刻过程及刻碑用意见吴大澂题跋。此跋作于清光绪癸巳年（1893），他希望此碑能与书院园林中的唐代李邕《麓山寺碑》并传不朽，从其文化价值上来说，此碑确实做到了。
原碑诗文落款的时间有误，“乾道三年九月八日”当为朱熹初到潭州（长沙）的日期，而非张朱离别时间。考朱熹和张栻年谱，当知二人在株洲分别时，应为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二十三日。
“朱张会讲”作为书院不同学术派别或观点的人同台讲学方式的代表，在书院教育史上影响深远。八年之后，南宋淳熙二年（1175）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邀请二人在江西鹅湖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会讲，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因为会讲双方的观点完全不一致，争论非常激烈，最后甚至闹得不欢而散。但是，观点的不同，并没有让大家成为论敌，辩论双方都未存芥蒂之心，始终保持交流的畅通，特别是事过之后，双方对于自己当时所持的态度都感到愧疚，体现出一种大家风度。“鹅湖之会”六年之后的1181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又邀请陆九渊来讲学。可见，这种会讲制度所体现的自由精神和包容态度是多么难能可贵。这几次会讲，成为书院会讲的典范，受到后人的推许和效仿，而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实创制之始。
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字止敬，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晚清民族英雄，在中俄边界领土勘定上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光绪十八年（1892）吴大澂任湖南巡抚，在此任上，为书院发展做了几件大事。他曾将家藏古董捐给岳麓书院，宣统年间，书院特将日新斋辟为吴氏古董陈列室，取名“十彝器堂”；光绪十九年（1893），吴大澂为徐棻山长上京重赴鹿鸣宴奏请朝廷；光绪二十年（1894），聘原内阁学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接替徐棻任山长。同年入书院考察生徒学习情况，手书《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帖（该帖藏于上海图书馆），表达了他对书院文教责任和人才培养的期望。
朱熹诗碑20世纪80年代旧拓，岳麓书院藏。
岳麓来脉宪禁开凿勒石告示碑 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