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湘水校经堂记
［清］郭嵩焘
湘水校经堂，南海吴荷屋中丞抚湘时以经学课士，创为之名，而实未有堂也。时欧阳坦斋先生主岳麓讲席，就斋西隙地建屋一椽，存其名。中丞罢归，此课遂废，而堂为虚设。且三十年，济南毛寄云中丞重兴是课，黄南坡观察为集资，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自是湘人士稍稍向学矣。又十八年，余姚朱肯甫学使始取盐篋余款倡为之，集高才生二十人治经其中，因故城南书院遗基治为民舍者以名堂，盖距南海中丞始名堂时五十年矣！
重建湘水校经堂记碑 拓本
古者学校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所以节民性而兴民德，一本于经。自周之衰，圣人修明纂述，以教万世。三代典章制度散失无征，犹得存其遗文，以知质文升降之数，因革损益之宜。国家所以治乱兴衰，既得备知其故，而又以窥理道之精，达人事之变，以蕲至于察人伦，明庶务，下至起居日用之常，进退揖让之节，莫不备于其中。一日去之，而若耳目手足之无所措，终身由于一艺之中，而相与讨论行习之，靡有穷也。
汉承秦毁，灭《诗》《书》之余，稍求遗书，置五经博士，聚讲于京师。诸儒通一经者，又各以专门教授乡里。天下之士，争以经明行修相奖为名。朝（庭）〔廷〕设六艺之科，以整齐天下，非经博士讲授，有异师法，悉屏不录，是以学出于一，人才之美，风俗之醇，恍然见三代之遗。有宋诸儒出，不专治经，然其所谓师法，相与尊守之，转相传授，人才尤盛焉。班氏之传儒林，以为百有余年，枝叶蕃滋，盖利禄之途然也。有宋诸儒于此急正义利之防，诸经训诂，时有出入，而微言大义所以振发人心，尤至于圣人成己成物之学，一反求之心性本源之地，以立之基，而所用为学者，终亦不能离六经之文以自为说。历元至明，其风浸微，然老师大儒昌明正学，往往而在，至于今日，而遂泯然无有讲论及此者矣。学校之弊，人心风俗之偷，岂小故哉！
嘉、道之间，仪征阮文达公立诂经精舍（淅）〔浙〕江，继又立学海堂广东，奖进人才为盛。自顷十余年，各直省亦稍建书院，以治经为名，下及郡县亦相率为之。而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意者经学将遂昌明，承学之士有所凭藉以资讨论，庶几一挽末世之颓风邪。余姚学使之功，殆尤不可泯矣。抑吾闻学者之治经，将自事其身与心，以俟用于天下。而或以学资其陵猎，以长其傲慢之心，则视空疏之弊为尤烈，是又在学者之自审耳。
刊自《郭嵩焘文集》，长沙樊德纯补书。
平江县天岳石雕工艺社承刻。
简析
碑在书院园林碑廊，光绪七年（1881），岳麓书院著名学生郭嵩焘撰文，刊自《郭嵩焘文集》，湖南省书法家樊德纯补书。1992年镌刻。青石，纵157厘米，横70厘米。
湘水校经堂，道光十一年（1831）由湖南巡抚吴荣光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创建于岳麓书院内，专为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而设，是矫正当时官学和书院教育科举日盛的尝试。湘水校经堂在治学上强调“精微并举”“通经致用”，注重朱熹、张栻理学的传统，又能兼容各学派的不同观点，无门户之见，培养的著名学生有郭嵩焘、左宗棠等。
1879年，刚刚从英国出使回来的郭嵩焘，因为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受到国内保守派的打压。但他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特别关注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他在思贤讲舍一面开展禁烟运动的宣讲，一面传播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同时又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试图以“征实致用”之学一改长沙“三书院”（岳麓、城南、求忠）的陈规陋习。是年，湖南学政朱逌然接受郭嵩焘的建议，将校经堂迁至省城天心阁下原城南书院旧址，设有山长，经、史、文、艺四学长及提调、监院等，定额招湘省及商籍生徒肄业其中。校经堂学额为20名，另有商籍附额4名，共24名，一般由学政从湘省各地岁试成绩优秀者中间选拔，也选择一些虽未经考试，但“品优学富”的有志之士。郭嵩焘为表彰朱学使之功，亦为了挽“末世之颓风”，欣然为之作记。
光绪十六年（1890），学政张亨嘉于长沙湘春门外另建院舍，改名校经书院，分经义、治事两斋，专课经史和当世之务，希望培养体用兼备之士。甲午战争之后，湘人痛定思痛，加大教育改革步伐，校经书院在学政江标的主持下，开始走向新学。
岳麓书院重修记碑 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