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
［宋］张栻
潭州岳麓书院，开宝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后四十有五年，李允则来，为请于朝，因得赐书藏焉。是时，山长周式以行义著，祥符八年召见便殿，拜国子主簿，使归教授，始诏因旧名赐额，仍增给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闻天下。
绍兴初，更兵革灰烬，十一仅存，已而遂废。乾道元年，建安刘侯珙安抚湖南，既剔蠧夷奸，民俗安靖，则葺学校，访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辞以书院请，侯竦然曰：“是固章圣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劝厉长养以风天下者，而可废乎！”乃属州学教授金华邵颖经纪其事，未半岁而成，大抵悉还旧规。
某从多士往观焉，爱其山川之胜，堂序之严，裴徊不忍去，喟而与之言曰：“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务。至于孔子，述作大备，遂启万世无穷之传。其传果何与？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口言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缪，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则〕于学以明之与？善乎，孟子之得传于孔氏，而发人深切也！齐宣王见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则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善推其所为而已。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具）〔其〕体夫徐行疾行之（门）〔间〕；指乍见孺子匍匐将入井之时，则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尝试察吾终日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诚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疆，变化莫测，而其则初不远也。是乃圣贤所传之要，从事焉终吾身而后已，虽约居屏处，庸何损？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而亦何加于我哉？
侯既属某为记，遂书斯言，以厉同志，俾无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厉云耳。
二年冬十有一月辛酉日南至，右承务郎直秘阁赐紫金鱼袋广汉张某记。
刊自《南轩集》，颜家龙补书。
简析
碑在书院园林碑廊，南宋乾道二年（1166）张栻撰文，刊自《南轩集》卷十，湖南书法家协会原主席颜家龙（1928—2012）补书，1992年镌刻。青石，纵158厘米，横68厘米。
此篇记与刻于书院讲堂的《岳麓书院记》除开篇稍异之外，其余皆基本一致。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提出了“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这是对北宋官学教育理念的反思。北宋官学的养士理念确实培养出了很多人才。然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在民族危难之时，却产生了很大的弊端。两宋之际，当金兵南掠之时，出现了“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的状况，读书人气节全无。张栻提出修复书院、兴育人才不是为了金钱利禄，也不是为了词章华丽，而是为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精神，继承儒学道统，经世致用，匡济时艰。这是对北宋官学教育理念的拨乱反正，同时也体现了正统儒家文化价值观。“传道济民”作为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教育方针，对书院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栻“传道济民”的人才培养宗旨在湖湘大地乃至全国都得到了认可。近一百年之后，南宋景定四年（1263），长沙人杨允恭在湖南道县濂溪书院建御书阁时，仍撰文强调：“国家之建书院，宸笔之表道州，岂徒为观美乎，岂使之专习文词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又五十年之后，吴澄访书院，撰《重修岳麓书院记》，同样强调“且张子之记尝言当时郡侯所愿望矣，欲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也”。可见，“传道济民”的精神已经深入湖湘大地之中，并且其影响开始辐射全国。
清代岳麓书院人才辈出，像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等，扛起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大旗，可谓南轩（张栻）先生之教，身后不衰。
建岳麓书院记碑 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