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　辨志说

孔孟肇兴，程朱继起，学道昌明，如日中天。异端曲术，其不足为吾道之患，而乱其志也久矣。然或读孔孟之书，习程朱之言，而不求其实，则其为害更有甚于异端曲术之为者，不可以不辨也。何则？人生德业以志为主，为己则实，徇人则虚。至于好为词章，则玩物丧志，是又与于徇人之尤者也。吾闻古君子之为学者矣，博之事物以广其志，体之身心以要其归。一言之未善，则惄惄然以忧；一行之未协，则皇皇然以求。其所为返观克己、苦心孤诣者，凡欲使道德实有诸己而已。初未尝记诵揣摩，饰为华藻，以思表见于当时也。然天地万物之理既已熟悉其源流，身心性命之真又已默定其根底。由是而笔之于书则为文章，措之于世则为经济。道德、文章、经济，合而为一，此三代人才之盛，后世莫能及也。今也不然，束发而授书，挟册而呻吟。问其呻吟何为也，曰：吾以求工于词章而已。问其工于词章何为也，曰：吾以弋取科第而已。摭拾割裂，务为苟求速化以自衒于外，而立本贵实之意邈焉无存，则虽文采斐然，尝苦于虚夸浮薄，而不可救止。其迂疏曲谨者流，又或拘泥不通，而不周于世用，使天下之人指而目之曰“此无用之学也”，岂古今人不相及耶？由辨之不早辨也。

夫居今之世，而责以古人之学，天下既苦其甚难，又或疑其迂远无成而不之信。然而，诸生之所诵习者，犹是古圣之遗言，儒先之义理也。其甘心剽剠，苟且以卒业者，徒欲速得志于天下耳。然使实心为己，效古人之所为而为之，安知其得志也不更有甚速者乎？先民有言，虽使孔孟在今日也免不得应举。程子亦言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予之为是言者，非欲诸生不作文、不应举也。但以圣经贤传皆非空言，朝考夕稽，须求实用。诚反其务外之念而会之于心，体之于身，则实践之馀，必有心得。文不求工而自工，名不求成而自成。明体达用，既不同于华士之鲜实，又不同于迂疏之寡效。使天下见真儒之实学，湔说前言以为快，其有光于吾道岂浅鲜哉！尔诸生其懋勉毋忽。

简析

碑藏中国书院博物馆。乾隆年间长沙知府李拔撰文，原碑在岳神庙，抗战时因岳神庙被炸而埋于废墟。2004年重修崇圣祠，地基考古发掘时被发现，残碑，正文下划线部分为碑石所存文字，仅156字。青石，纵50厘米，横36厘米。正文据清同治年间的《续修岳麓书院志》补全。

李拔在《辨志说》中强调求实的重要性，认为读孔孟之书，习程朱之言，关键在于求实，而求实在于坚定意志，坚定意志又在于“为己则实，徇人则虚”。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只有明了学习是为了塑造自我，陶冶自我，才能让学习落到实处，才能践行“立本贵实”的思想。如果一味以学习取悦他人，则落不到实处。此处，李拔再次对单纯“工于词章”“弋取科第”的读书目的进行了批判，提出明体才能达用的观点，可以说这也是对宋代书院教育宗旨的承续，更是书院后来“实事求是”学风的先声。

游岳麓书院用邓太史韵，示长沙郡属诸广文碑残片　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