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类型研究的拓展和本书构想
综上所述，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不论在欧美或中国，均已有了多年历史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在中国民间文艺学领域中，这项研究从广度、深度及其社会影响来看，同我们这个民间故事大国都很不相称。由笔者提出，有幸被列入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经几位同仁前后三年的通力合作才得以完成的这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就是试图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拓展这项研究的一个成果。
作为和一般文学研究有显著区别的这种故事类型研究，它的特色和价值在哪里呢？
1.在通常情况下，文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各自独立成篇的书面文本。可是就众口传诵的民间故事来说，它却是以大同小异的多种形态存活于人们口头之中，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没有完全定型的文本。人们所接触的单篇异文，有的比较完美精致，有的比较粗俗，还有缺胳膊断腿的，如随意抓住其中某一篇文本来作研究，就很难完全把握这个故事的思想艺术特征。类型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同一故事的多种异文集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既可以从“大同”之中看出它们共有的母题、思想文化内涵及艺术情趣等等，展现出故事的原型；也可以从“小异”之处看出不同文本的民族地域色彩以及讲述人的个性风格等等。这样，我们对一个故事就可以获得比较完整而确切的印象了。
故事类型是由单一或复合母题构成的。类型研究的重点是解读或剖析贯穿于同一类型众多异文中的母题，由母题及其组合情况来考察故事的文化内涵与叙事美学特色。如AT461这个世界著名故事类型，贯穿其中的核心母题或情节单元就是对“命运”的探求。它在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如希腊悲剧）中的表现，是命运的力量无法抗拒；西方近现代流行的这类故事，也仍有关于命运之神对穷孩子一生的安排无法改变的叙说；中国的“求好运”“问活佛”，却突出地表现了穷孩子离开家乡，偏要改变自家“穷八代”的命运，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的积极进取精神。由此使中国故事的思想艺术闪现异彩。
2.类型研究还有利于追寻故事的来龙去脉。民间故事具有跨越广大时空而存活的顽强生命力。中国民众现今口头流传的“灰姑娘”“云中落绣鞋”等故事，它们的叙述形态竟然和一千多年前唐人笔下记述的《叶限》《石洞绣鞋》完全一致；《格林童话》中所载年轻人去远方寻找三根金头发的德国故事，同我国多民族传承的“求好运”故事成为模样相似的姐妹篇；还有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关于年轻人娶龙女为妻的故事，将报恩兽同负义人相对比的故事等，却在古代的汉译印度佛经中发现了惊人相似的文本。它们之间的关联究竟是同出一源，或不谋而合，或是通过文化传播而借用、移植所致，这成为一个难以索解的人类文化之谜。将同类型的众多故事异文集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有助于人们解开这个谜团。这成为故事类型研究最吸引人的一个亮点。
文学的跨国联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民间口头文学中的故事体裁，却最富于国际性，因而受到学人的特别关注。正如一位著名的俄罗斯学者瑞尔蒙斯基所揭示的：
文学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是历史的范畴，在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其活跃的程度是不同的，并且采取不同的形式。民间创作的各种体裁中，比如人民的英雄史诗，总的说来最少受国际性影响的渗透，因为史诗是人民的英雄主义理想化了的过去的历史，在富于诗意的形式中，体现人民对自己的过去的理解和评价。相反，许多民间故事的情节——妖魔的、动物的、故事的、奇闻笑谈的——却具有国际性。促进这一现象的是童话作品的美妙的、引人入胜的特性，没有地区性民间口头传说特有的对民族、历史和地理的直接依存关系，以及散文的形式，因而它使一种语言转述成另一种语言和创造性的更换地方情调，使之适应另一种民族环境比较容易进行。[14]
人们深怀兴趣地研究这些跨国、跨民族的故事类型，不仅是为了透彻地理解这些故事本身，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可以由此切入探索人类文化传播演化规律的深层研究，这是其他文学研究所难以企及的。汤普森在《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就特别指出：“民间故事构成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类学家及研究人类习俗的所有学者应该将各种故事的存活史的大量增加的材料，用之于阐释他们自己的发现。他们所真正理解的大量故事，会使得他们关于人类的整个智力的和审美的活动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晰和更加准确。”[15]
3.故事生活史探索。对跨越广大时空背景的同类型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各派学者，从神话学派到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从心理分析到结构主义，从流传学派到历史地理学派，都对这一特殊文化事象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中以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对“民间故事生活史”所作的探索最引人注目。
其方法要点是：首先尽可能广泛地搜求异文，并对其异同之处作精细比较，解析出它的母题和类型；然后把它们置于一定历史地理背景之上进行考察，从纵向的历史演变中构拟出故事原型，从横向的地理传播途径中追寻故事的发祥地；再依据原型回头考察有关异文，便可以看出故事在不同时空背景上的演变情况，由此勾勒出该类型完整的“生活史”了。这方面的具体成果，在我国介绍得不多，但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丁乃通运用这一方法研究《白蛇传》《黄粱梦》《灰姑娘》《云中落绣鞋》这四个中国故事类型所写成的长篇论文已译成中文出版，使我们对这个学派从事故事类型研究的特点与成就有了清晰的印象[16]。
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强调搜求大量异文，在进行分析比较时，又十分重视相关历史地理因素的考察，尽管操作方法过于琐细，构拟原型时往往难以避免主观附会，但他们所作的考察与推论仍以基础坚实受人称道。由于他们重在探索情节型式的生活史，对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文本所涵盖的生活思想内容、叙事美学特征，以及同传承者之间的联系等便较少涉及，这些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有待学人改进。
4.跨国、跨民族比较研究。故事类型研究的主要工作，是对跨国、跨民族以及跨时代的众多故事文本进行比较辨析，因而它也就是我们通常提到的比较研究，可以归入比较故事学、比较文学的范畴。俄国学者瑞尔蒙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末曾专门论述这民间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他将这种比较方法归纳为三种情况，这就是：历史起源的比较，把诸现象之间的相似看作是它们在起源上有亲缘关系，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后来历史条件的不同所造成的；历史类型学的比较，把彼此之间互无联系的现象在演化上的相似，解释为有相似的社会发展条件；第三种比较则认定国际间文化的互相作用，“影响”和“借用”，是由这些民族在历史上的接近和它们社会发展的前提所决定的。这位学者1958年底在全苏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上作报告时，强调在民间文艺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历史类型学的比较。这种比较的前提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致和规律性”。这一强调同当时苏联学界将芬兰学派作为资产阶级民间文艺学对待的思潮有关[17]。时隔不久，当他再次讲到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时，口气就有了改变，认为进行这种研究，“既估计到文学发展的平行现象和由此引起的文学之间的合乎规律性的历史类比的相似，也考虑到由其制约的国际性的文学相互影响。这些现象，如上所述，辩证地相互联系看，应该从这些联系的各个方面加以考察”[18]。这里讲的有关民间文学的历史类型学比较和国际间相互影响的比较，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比较文学中通常提到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种流派或方法，它们各有其适用范围与合理价值，我们应当根据研究对象特点灵活使用，不必厚此薄彼，加以拘限。
5.类型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20世纪故事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集中体现在故事类型的研究上，从一系列类型的个案解析到许多国家、民族乃至全球范围内故事类型索引的编纂，呈现出一个蔚为大观的局面。类型研究因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大力倡导而在国际上得到张扬。实际上我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尝试这样的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钟敬文对天鹅处女型、蛇郎型、老獭稚型等故事的研究，在当时世界学苑中就是出色的类型研究成果。只是由于随后发生的战乱打断了这些研究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民间文艺学领域又兴起用比较方法研究故事类型的热潮，中外学术交融，成果纷呈迭出。中国的故事类型研究，除借鉴国外方法和成果之外，还以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充分运用中国丰厚的古典文献与新近采录的鲜活资料，紧密联系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为特色。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学术境界与影响不断扩展。
本书选取60个中国故事的常见类型进行解析，就是在借鉴吸取故事学中的中外学术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完成的。
现有的几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给我们的启示，主要在类型的确立及其编码体系，异文的查找，以及从多种异文中辨析异同提取情节梗概上。由于这些《索引》所能搜求到的故事资料有限，我们在写作时所运用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量鲜活资料均来自自己的积累。此外，《索引》毕竟是作为检索民间故事的工具书来编纂的，它们对每个故事类型叙事形态只能作大略描述，而不可能向读者提供更多的东西。我们就选取的故事类型作具体解析时，除首先提示故事梗概及母题构成，即描述其叙事形态之外，还要求包括如下内容：流传分布情况及其亚型，文化内涵及其叙事美学特色，历史演变和跨国、跨民族比较，以及本类型已有研究成果的评述，等等。自然，这些方面只能就每个类型的特点各有侧重地展开而难以强求一律。
关于类型划分，我们大体沿用现有几部“故事类型索引”的成果，但也不为它所拘限，有所增益和变通。类型的划分有粗有细。由于同一母题可以在许多类型的故事中出现，有的索引便据此将同一故事划归两个以上不同类型。本书为方便对文本的解析，一般不采取让同一故事跨类型的做法，而是就每个故事的核心母题及其整体结构，只将它们归入一个类型；但在形态描述时，注意区分大类型下的若干亚型及其构成演变特征，做到粗中有细。怎样使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划分更为合理和规范，编码体系更为完善，那是另一项需要继续进行逐步完善的重要研究工程。
我们从《故事类型索引》中所看到的故事，只有情节梗概，却剥离了细节和语言。这样，它们就如同没有枝叶只有主干的树木，或者是只有躯壳没有血肉的人体，难以将民间故事以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贾芝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如简单地借用AT分类法，“只作结构的研究，就好像把斑斓多彩的故事作为无花的枝干来研究，会使我们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使整个研究失去生命和价值”[19]。因而我们在作类型解析时，要求选取具有口头文学特色的精彩异文，特别是要注意引述出自优秀故事家口述而记录成文时又忠实于原作的故事文本。力求从这些类型解析文章中，使读者领略到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鲜活姿态与整体美感。
仅就我们所选取的60个故事类型分别进行解析，自然不足以展现中国民间故事的整体风貌。为此，我们参照几种“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现有类型按其体裁、内容归纳成几个大的板块和系列，从而由点到面，从宏观上揭示出中国民间故事所建构的优美艺术世界的主要特征。这是一项更为繁难的学术探索。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力求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创的学术眼光来从事这项研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而又合理吸取现代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文艺美学以及民间文艺学中历史地理方法等等为我所用。
将民间故事划分为若干类型进行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我们的目的在于对源远流长、枝繁叶茂的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文化特质及其珍贵价值，它的精美之作和整体风貌，求得一个切实的认识。在新旧文化交替和中外文化会通更趋频繁的今天，保护和开发这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使之为促进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故事研究的天地十分广阔，可以运用多种方法，从不同层面上展开。像历史地理学派的学者那样，就一个故事类型，用几万字的篇幅作深入精细的描述考论，自然也有其学术价值。本书的构想是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不论是对类型的个案解析还是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审视，都还较为粗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民间故事本来是属于大众的，我们力求将中国民间故事从微观到宏观的风貌，以通俗简明的文字清晰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使它们变为雅俗共赏、众人可以享用的文化财富；民间故事又是世代传承的，在它身上刻有千百年岁月的陈迹，我们希望用现代人文科学的眼光给以解读，使之在新时代重放异彩。
【注释】
[1]Antti Aame：Verzeichnis der Marchen typen，Helsinki，1910（FFC No.3）.
[2]对“母题”和“情节单元”含义的辨析，可参看金荣华：《“情节单元”释义》，《华冈文科学报》2000年第24期，第173～181页。
[3]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于1932—1936年出版了6卷本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一书，成为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常备工具书，详见陈建宪：《神话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5]关于“母题”和“类型”的详细说明，可参见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15页；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1～90页。
[6]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391页。
[7]Antti Aarne，Stith Tompson.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P156，P157.Helsinki 1973.
[8]［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9]［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6页。
[10]［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1]［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124页。
[12]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一），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0年版。
[1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学术讨论会论文。
[14]［俄］瑞尔蒙斯基：《对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问题》，《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93页。
[15]［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页。
[16]［美］丁乃通：《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陈建宪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7]［俄］瑞尔蒙斯基的报告《民间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及本次会议情况，详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9年6月作为内部资料编译刊印的《全苏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文件》。
[18]［俄］瑞尔蒙斯基：《对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问题》（1959年在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报告），《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19]贾芝：《播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