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作为一部关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大型论著，揭示这一宝藏的民族历史文化特色，本属应有的题中之义。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方法，在一个时期内曾被学界中的某些人目为专注于情节型式的形式主义，这自然有些夸大。不过这个学派重视故事类型的历史地理因素，主要是着眼于由此推断情节型式的流传演变情况，对其历史文化内涵及社会价值等，确有较为忽视的不足之处，这正是我们不足取法而相反地应加以补益之处。撰写书稿时，我们力求选取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类型与相关的口头异文，并着意揭示其中华文化特质。如江帆对《请穷神》的解析。它所评述的这个在中国北方农村颇为流行的故事，其实并没有实有习俗作依据，而是口头文学家基于年节接财神的传统风俗虚构而成的一则幻想故事。人们年年敬财神还是照样受穷，于是主人公异想天开地“请穷神”反而得到福佑而致富，从而真切地表现了贫苦民众发家致富美梦破灭的凄凉与无奈，同时又在诙谐、幽默中蕴含着对美好生活前景的憧憬与期待，故事的感人魅力至今不衰。又如刘守华对“求好运”或“问活佛”的解析。它本是一则广泛流行于欧亚大陆的著名故事类型，各国记录成文的异文已达到500余篇，其核心母题是主人公对好运的祈求，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佛本生故事。由汉译佛经传入中国后，不仅广泛流行于中国南北各地，已经拥有的口头记录异文多达210多篇，而且情节构成别具一格，如主人公绰号“穷八代”或“穷十代”，因穷得不耐烦了便出门去寻求好运；或这位主人公家里连一点过夜的粮食也存留不住，偷米的耗子相告：你是“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他偏要改变这注定的穷命，便开始走遍天下。故事叙说中还设计了在神佛面前“问三不问四”的规矩，以突现主人公先人后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高尚品德。经过长达千年的演变，中国各族民众以自己的美好情操和艺术智慧不断锤炼这个故事，使它获得了十分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特色，成为民间叙事的经典之作。

正如中外学人所一致认定的，民间故事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最易于普及的文学样式，还是饱含民族智慧和情感，深刻有力地展现民族心灵的窗口。通过我们对60个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个案解析和对中国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宏观审视，将有助于在人们心目中进一步提升对民间故事的文化与学术价值的认识，这一积极效果正逐步显现出来。

总体来看，《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成书，可以说是自觉运用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方法对中国民间故事所作的虽然并不深入却是较为集中的一次科学考察。

芬兰原附属于他国，1917年才获得独立。为复兴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学人采录整理了一部长篇英雄史诗《卡勒瓦拉》，由此兴起采录和研究民间口头文学的热潮，后逐渐转向民间故事研究，并在研究中使自己创立的历史地理方法不断完善。其代表人物是尤里乌斯·科隆（1835—1888）及其子卡尔·科隆（1863—1933）。继起的代表人物有芬兰学者安·阿·阿尔奈（1863—1925），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1885—1970）等。后两位以编撰《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简称AT分类法）而知名于世。有着悠久历史的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ISFNR）及其会刊（FFC），稳定地发挥着这一学派的影响直至今日。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我们开始同这个学派建立联系，任教于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并以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而蜚声海内外的丁乃通教授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他于1985年应邀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学，以汤普森的论著为教材，指导陈建宪、董永林等青年教师将他自己所著论文集《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译成中文出版，还指导刘守华以历史地理方法研究“求好运”等故事类型，随后又介绍刘守华等一批中国学人加入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并参与他们举办的一系列国际研讨会。芬兰学派研究民间故事的历史地理方法由此被引进，并在中国扎下根来。这一学派的方法在某些国家也引起过争议。我们从对这个学派的广泛接触和实际研究中体会到，对任何一种学术方法的长短得失，都须进行科学分析，而不应盲目地肯定或否定；特别是要在结合中国学术传统，在实际运用中加以改进使之完善。芬兰学派在用历史地理方法做研究时，尽力搜求众多异文，以解析类型、母题为重点，重视相关历史地理因素的考察，以及在追索故事原型的基础上探求其生活演变史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作风之严谨与操作之精细，理应受人称道。他们最具代表性的那些学术成果之所以能饮誉世界，奥秘也就在此。正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讲的：尽管芬兰学派的方法有其不足之处，“但他们严谨精细，为搜寻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不惜花费巨大精力的治学精神却不能不令人赞叹。已有的结论虽有局限性，却给后继者提供了扎实的基础。那些具体方法虽出于芬兰学派的独创，而他们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还是十分注意融汇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成果予以综合运用。以这种新颖独特的方式来对民间故事做深入的微观研究，确实令我们眼界大开”^[4]。

关于研究方法问题，丁乃通曾说过，19世纪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都是从别的学科借鉴来的，如进化论人类学派的方法，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等。“一直到19世纪晚期，研究民间文学都没有自己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自己的一套方法，是芬兰人发明出来的，这就是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5]另一位美国学者汤普森在一部故事学专著中告诉我们：“尽管对民间故事的论文研究是在历史地理方法得到发展之前就有的，这种方法还是标志一种真正的进步。而且看来有把握说，未来的研究将致力于继续改进这种技术，而不是抛弃它或者替换掉它。”^[6]

中国学者吸收借鉴这一方法，除了要避免那些明显不足之处外，更需下功夫使之和中国的学术传统相融合。如不满足于对文学作品外部形态的考察而着力于内在风骨的品味和社会历史价值的审视；将丰富的古代书面典籍和口头记录材料相互印证以揭示其文化流程；立足于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来探求其民族文化特质，等等。学贯中西的丁乃通先生投身于中国民间叙事研究所得的一系列成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给了我们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以宝贵的启示。

我们在作类型研究时，一直强调既吸取国际同仁的成果及方法，又紧密联系中国历史文化实际和固有学术传统，避免盲从与生搬硬套。限于主客观条件，最终成果在这方面尚有不少未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把它作为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予以认真对待，却是十分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