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研究是我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执著，是对某些个案的不断追踪”

从方法上来说，对一些民间文学代表作的追踪研究是我做得比较多的，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民间文学的好多东西不可能一下子弄清楚，我就不断追踪、不断搜求新资料，用一些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围绕个案进行深入钻研，这是我的兴趣，也是特点。比如“求好运”的故事，是我从事比较故事学研究贯彻始终的东西，从1979年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到201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前后经历了30多年，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汇集了国内外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料和学术成果。我研究故事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深入，而是自己一边学习一边发现新的材料，其他学者有新的发现我也参与讨论，逐步深入。

另一个典型个案是评论《黑暗传》。《黑暗传》是一部歌唱古神话的长诗，我于1984年写评论推荐它，后来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也是不断地搜求原始资料，前后经历了很多年，也把它们编成了一本书，在台湾地区出版。追踪研究可以说是我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执著，是对某些个案的不断追踪。

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我能够完全沉浸在里头，思绪不断，恒久琢磨，才有所领悟。把解开谜团作为一种乐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这里面有个理论和方法的问题，理论上要不断地学习探索，开阔视野，奋力趋前，把学问做活做深。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理与方法呈多元态势，通常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下，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来作研究，也吸取民俗学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我做故事学研究，曾尝试运用比较文学方法作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研究，吸取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方法作类型研究、母题剖析，后期也借鉴俄罗斯的历史诗学传统，从诗学的、审美的角度来探寻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因而被学界同仁认定存有“诗学情结”。不过这些方法都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如和中国的宗教信仰相结合，和中国的作家文学、通俗文学相结合，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紧密地相结合，这个很重要。以国外的口头诗学理论方法为例，纯粹口头的东西在中国恐怕不行。我去下面调查，到故事家刘德方家里去的时候，他的床头就放着《隋唐演义》。他讲的是地道的民间故事，但又在看《隋唐演义》。有些故事家本身就是和尚、道士。有些故事家一边讲故事，一边还敲锣打鼓，说说唱唱。像这些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来吸收国外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