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故事、笑话的艺术情趣
民间故事中另一个大的板块是写实性的生活故事和笑话。丁乃通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收录幻想故事类型（含宗教故事）约200个，生活故事和笑话类型加起来为480个。金荣华据三部故事集成所提取的类型，幻想故事方面是80个，生活故事和笑话方面是170个。后者的数量约超出前者一倍，以上两组数字所表明的情况大体一致。从口头文学的实际状况而言，生活故事和笑话的数量较之幻想故事无疑要超出许多倍。它们的篇幅短小，结构简单，艺术形式和风格活泼多样，不拘一格。因便于即兴创作，在民众口头俯拾即是，但形成跨越广大时空的著名类型的作品相对于幻想故事而言却少得多。汤普森讲过一段话：
情节的复杂、奇异与超自然的设置，幻想的遥远世界——所有这一切似乎赋予一个故事以真正的价值，并使它能一如原貌地保存下来，持续地讲传几个世纪，甚至在一些遥远的分散的地方也是如此。但是简单故事拒绝接受非常明确的形式和结构。它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利用这种特点，每一个故事讲述者都可以练习他的技巧。不存在任何忠实于原文或保存古老的传说的特殊效力。[14]
这里说的简单故事就是生活故事和笑话轶事之类。它不受既定程式或传统文本的约束，创作和流传达到最大限度的普及，而累积的故事类型在数量和影响方面却反而不如幻想故事。汤普森这一论断也适用于中国民间故事。
1.生活故事主要系列。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将生活故事按内容划分为19个门类，即长工地主故事，工匠斗争故事，爱情婚姻故事，巧女故事，傻婿故事，奇巧婚配故事，恶婆婆的故事，恶夫、恶妇故事，后母故事，孝敬老人故事，三子学艺故事，勤俭故事，公益义行故事，师徒故事，勤学故事，交友故事，生产经验故事，处世道德故事，其他。另立“机智人物故事”，下分五类：劳动者机智故事、文人机智故事、游侠式机智故事、机智少年故事和其他机智故事。关于“笑话”，大概由于品类繁多，《手册》就干脆不予分类了。
生活故事和笑话的内容包罗万象，如就这些内容逐一归类，势必显得十分繁琐，而失去它在故事学上的价值。就民间最流行的100多个类型来说，它们作为故事的引人入胜之处，固然同男婚女嫁、兄弟分家、朋友交往、后妈酷虐、长工与地主对抗这些贴近民众生活的人物、事件有关，可是深入考察，口头文学家在编织故事时又总是力求超脱日常生活平淡无奇的一面，以强烈夸张和大胆虚构的手法，突现大智大愚，颠倒尊卑贵贱秩序，构造出一系列奇特不凡的艺术境界，赋予故事以脍炙人口的生命力。其中艺术上显得最成熟而又流行广远的几个生活故事系列是：呆女婿、巧媳妇、奇巧婚姻、长工与地主、打官司和断案，以及研究者深感兴趣的机智人物故事。
（1）关于傻子和呆人的故事受民众喜爱是世界性的，正如汤普森所揭示的：“由那些未曾受过教育的人们所讲述的数量多得令人吃惊的简单故事，无不提到傻子以及他们的荒唐行为。”[15]中国先秦寓言中就有大量嘲笑蠢人的故事，宋人和郑人常常成为这些小故事的主角，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郑人置履》《颍水纵鳖》等，以嘲笑愚蠢来倡导智慧。从三国时魏邯郸淳编撰第一部笑话集《笑林》开始，到明代冯梦龙完成集古典笑话之大成的《笑府》一书问世，种种呆人趣事在笑话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流风余韵至今不衰。在晋西南的襄陵、汾城地区，乃至形成了一个“七十二呆”的故事系列[16]。而“呆女婿故事”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家喻户晓。
呆女婿故事包含多个类型，其中以“借布机”“学话得胜”最具代表性，前者讲呆女婿在一系列场合由于阴差阳错（如在乡亲出殡办丧事时说“恭喜”之类）而招惹是非吃尽苦头；后者讲主人公学话虽呆相毕现，却因巧合而获得成功。故事在嘲笑呆女婿言行的荒唐乖谬时，又洋溢着对他天真憨厚的怜爱之情。呆女婿的呆主要由不谙世事所引起，因而民众在嬉笑中讲述这类故事，成为教育儿童熟谙社会事理，实现社会化的生动一课。
（2）中国的巧媳妇故事也十分精彩，它包括“巧媳妇解难题”“巧媳妇当家”“巧媳妇难公爹”，以及“百鸟衣”等多个类型。故事大多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显出女主人公的智慧，也有面对邪恶势力而出奇制胜的叙说。幻想故事中的“龙女”“仙女”和生活故事中的“巧媳妇”，是中国口头文学中彼此辉映的两个“女强人”群体，在她们身上，凝聚着中国女性的强烈自尊与自豪，这似乎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正如十分钟爱中国民间故事的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所指出的：“一个熟悉中国民间故事的人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和国民性中有许多方面是其他学科的专家不大看得到的。例如，一般人通常认为中国旧社会传统上是以男性为中心，但若和其他国家比较，就可以知道中国称赞女性聪明的故事特别多。”[17]
（3）“奇巧婚配”也是和幻想性的神奇婚姻故事相对应的一个系列。蛇郎或青蛙到普通人家讨亲，或者放牛娃随手从水滨拣回一个田螺就成了他的妻子，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神奇婚姻故事的传统模式。至于“赛诗求婚”，讲一个乡村小伙子在赛诗选婿活动中竟然胜过秀才而得以同富家小姐成婚；或者在“皮匠驸马”中，那个一字不识的鞋匠，由于一连串的误会巧合，竟然被当作天下最有才学的人（只有一个字不认识）进皇宫当了驸马。这些类型就属于地道的生活故事了。实际上它们仍具有超脱现实生活的品格，着重表现的仍是人们渴求美好爱情婚姻的理想愿望。
（4）关于长工和地主故事，在旧时中国农村流行极广，其社会价值早就受到学人的重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地主和雇佣的长工、短工以及佃户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备受欺凌、生活贫困的农民反抗压迫剥削者的斗争遍及穷乡僻壤，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常见主题。那些威武壮烈的农民起义斗争，在民间传说中有着生动真切的反映。至于日常生活中长工、佃户们同财东、地主的抗争，则成为生活故事取材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故事类型有“兄弟俩做长工”“金马驹和火龙衣”等。前者的核心母题是长工解难题，东家在年终结账时挖空心思出了三道难题，如在屋顶上种庄稼，把院子里的水井搬出去晒太阳之类，哥哥无法应付，结果被扣掉一年工钱；第二年聪明的弟弟前来顶替，终于巧妙地化解这些难题挣回了双倍工钱。故事情节是按解难题的流行模式构成的，以大胆夸张手法表现地主的刻薄狠毒和长工的富于心计，既切合农耕生活特点又富有艺术趣味。后一个类型则以“骗人的传家宝”为核心母题，这些“传家宝”有“金马驹”“火龙衣”“自滚锅”“生死棒”等，主人公利用财东贪婪而又愚蠢的特点进行诈骗，使之丑态百出。故事以连环骗的形式展开，绰号叫“吹破天”或“嘴会转”的长工，能随机应变地编造谎言，使对手一再受骗而不能自拔，在饶有趣味的叙说中将两个对立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地抒写出在社会上作为弱势群体的强烈反叛情绪，激起人们的广泛共鸣。这类长工和地主故事在许多地方都汇入机智人物故事之中。
（5）关于打官司和断案的故事，在中国过去的故事分类中均未涉及，直到1988年《故事学纲要》一书问世，笔者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活故事系列提了出来。中国很早就有了“以法治国”的理想与尝试，至于习惯法更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纠葛，固然避免不了敌对双方的直接抗争，而采取当事人打官司和衙门断案的方式来处理就更为常见了。汉代应劭所撰《风俗通义》中，就记述了丞相黄霸明断“两妇争子”案件的生动故事，在此后的民间故事传说中，关于“刁民”打官司和清官断案的叙说，一直为广大民众所津津乐道。脍炙人口的包公等清官的传说，实际上是以明断一系列冤案为主要内容的。但其中的许多案例并非实有其事，而是类型化的故事，如“断铜钱”“审畚箕”“钟上涂墨审小偷”“巧计断姻缘”等，它们可以自由流动，被人们随意附会到某些清官名下。
比较起来，民众对那些叙说山野“刁民”出面主持正义，帮助弱者打赢官司的故事似乎更有兴趣。如湖北汉川县故事中讲，财主孩子在一户农民水塘边玩水淹死了，财主串通官府要把农民抓起来治罪抵命，平时爱打抱不平的何三麻子上县衙门给农民申辩，首先责怪他为什么不用木料做一个大盖子将水塘盖住。县官听了说：“胡说，哪有水塘盖盖子的？”“既然自古以来水塘不加盖，孩子自己玩水掉进水塘与主人何干？”于是无辜的农民被放了出来。这显然是用口头文学中常见的“既然男人不能生小孩，公鸡怎么能下蛋”这样的荒谬推理手法虚构出来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类型还有“半文铜钱告倒县官”“被角写字打官司”“夏天穿皮袄写状子”等。这些会打官司的“刁民”和相关故事类型，在口头文学演进中大都汇入机智人物故事大潮之中，因此其独立地位不为人们所重视。不论是会打官司的能人，还是明智断案的清官，都被人们赋予理想化的色彩。这样的社会理想在神奇幻想故事中的体现主要是依靠神灵来惩罚社会邪恶，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显示出早期产生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局限性。后世关于通过说理打官司和明智断案来伸张正义的故事越来越多，正折射出社会文明的进步，由此促成民间故事内容与形式的推陈出新。
（6）机智人物故事，也归入生活故事之中。所谓机智人物故事，是指那些以某个机智人物为中心所编织的系列故事。我们前面所讲的长工故事和巧女故事，主人公多没有确定的姓名，就叫老大、老二、大媳妇、幺媳妇，或以某种外号，如“吹破天”“嘴会转”之类来称呼。机智人物故事中的主角则有名有姓，如徐文长、杜老幺、阿古登巴、巴拉根仓；再者，一般生活故事多以不相连续的单篇故事存在，而机智人物故事则是把许多故事，几十个以至几百个故事都归附在某个人物名下。阿凡提故事就积累至将近400篇。就其中许多故事以真实具体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而言，它具有民间传说的特征，所以有些人把这类故事称为机智人物传说。但这些人物已远远离开自己的原型，以他们的真实事迹为基础而构成的故事，往往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是将流行故事附会在他们身上，把他们作为凝聚民众智慧幽默的“箭垛”来处理，因而它具有不同于一般传说故事的明显特征。我国的民间文艺学论著，长期没有把机智人物故事作为单独一类作品加以评述。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这类故事被人们大量采录，学者们纷纷进行研究，才使它作为中国民间故事中一类具有特殊思想与艺术光彩的作品受到人们的重视。
机智人物故事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间都很发达，汉族以徐文长、谎张三的故事流行最广，各个地区还有自己喜爱的机智人物，如河南的庞振坤，河北的韩老大和五娘子夫妻俩，江苏的曹瘦脸儿，台湾的白贼七，湖北的杜老么和贱三爷等。少数民族地区则有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藏族的阿古登巴，蒙古族的巴拉根仓，布依族的甲金，纳西族的阿一旦，傣族的艾西、艾苏两兄弟，朝鲜族的金善达等。甚至在省以下的许多县乡，人们在口头上也流传着本地的机智人物故事，从湖北70多个县市中，就采录到100多个地方的关于机智人物的故事一千余篇。
这些故事中的人物虽然姓名各异，打上了不同地方或民族风土人情的鲜明烙印，但从故事类型看却是交叉串通的，因而出现了同一故事类型可以归附到多个机智人物身上的有趣现象，从而使得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和他的历史真实面貌，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甚至和原型完全脱离开来。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徐文长和民间故事中那个喜爱恶作剧的徐文长就判若两人。关于一些生平可考的历史人物怎样走进口头文学中的机智人物行列，盛传于鄂东、皖西的陈细怪（1812—1874）故事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实例。据有关学人研究结果，他原是蕲春县株林河豹子山新屋湾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中，少年时即才学出众，然而屡试不中。1853年2月，太平军进入蕲州，陈欣喜相迎。次年太平天国在湖北省举行乡试，陈细怪考中约士（举人），参加太平军，进某王府任掌书（秘书）。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陈潜回家乡，教“犁耙馆”，将自己余生献给乡村教育。其父，人称“大怪”，他继承了乃父遗风，于是以“细怪”的绰号闻名乡里。他写了《禁大烟赋》《不进学赋》等篇章，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思想倾向性。他敢于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与清末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进行抗争，于是人们在他真实事迹的基础上进行渲染加工，编出了一百多篇故事，其中有20多个属于嫁接的流行故事类型[18]。
这些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人物，或身受奴役，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不满当时封建统治秩序，便以自己的胆略才智，做出许多惊世骇俗之举。他们本身即属于机智型人物。口头文学家便以他们为中心，创造出一系列故事来。这些故事的构成大体分三类：一是以他们自身真实事迹为基础编成的；二是从当地社会生活中提炼概括而成的；三是各地普遍流行，附会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人物一旦进入口头文学领域，便成为当时当地一个汇聚种种机智故事的“箭垛”。
多年致力于研究机智人物故事的祁连休，撰有《试论中国机智人物故事中的类型故事》[19]一文，从中国各族机智人物故事中，梳理出300多个类型，并指出它们的不同来源，或源出古代，或来自境外，或在一国范围之内流传，或具有跨国影响。这些类型既可独立成篇，也可采取串连、包孕等方式构成复合故事，讲述起来更为曲折有趣。在中国各族机智人物故事中可以自由流动因而也较为常见的故事类型，除前面提到的那些外，还有“扯谎架子”“诱出户”“锅生儿”“搓灰绳”“斗阎王”“游龙宫”“医驼背”“会种庄稼”“无事生非（两头哭）”“论斤卖缸”“戏弄蛋贩”“改磨整石匠”等等。评价机智人物故事，应从解析每个机智人物故事所包含的故事类型入手，同时又要注意开掘口头文学家选取特定对象为“箭垛”将故事系列化所显示的意趣与技巧。
中国的笑话艺术源远流长，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影响。笑话和生活故事的界限往往不易区分，阿凡提的故事就有学者把它称为“阿凡提笑话”或“阿凡提笑话趣事”。丁乃通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笑话中也混杂有不少生活故事。就结构形式而言，这两种叙事体裁的界限似乎可以这样确定：笑话多由单一母题、片段情节构成；生活故事中固然也有不少是由单一母题构成的，不过多数还是由几个母题串连成较为完整的形态。此外，笑话是由被否定人物装模作样地自我表演其假恶丑来激起人们的笑声，一般没有正面角色参与；而生活故事则以代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正反面角色的纠葛主要是斗智来推动情节发展。笑话的内容包罗万象，中国笑话除取材于家庭生活外，还特别注重“针砭时弊”，鞭挞社会丑恶现象，明清笑话的常见主题就是嘲讽地方官吏的昏庸贪婪，财主的愚昧吝啬，塾师误人子弟，庸医误人性命以及僧道行骗现丑，它们的影响力至今不衰。富于哲理性与社会性，是中国笑话一致的民族特色。有的学者试图从内容上将笑话区分为讽刺阶级敌人、讽刺民众不良行为和纯粹幽默表现三大类，显然难以令人满意。丁乃通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按AT分类法，将中国笑话划分为五大类，即笨人的故事、夫妻间的故事、女人的故事、男人的故事和说大话的故事，所含类型达到335个。依此对作品归类固然简便，却无法将中国笑话的实际风貌展现出来。就整体而论，笑话和生活故事无疑还是应当作为两种叙事体裁来看待，然而它们又有联结相通之处，在口头传承中更是彼此融合，构造出一个有别于幻想故事的艺术世界。
2.智慧洋溢的艺术空间。
和前面所讲的幻想故事相比，生活故事包括笑话在内它们所建构的这个艺术世界有什么特点呢？粗略地说，幻想故事侧重于表达人们的生活理想，生活故事侧重于概括人们的生活经验。民众生活经验最凝练最直接的表达是谚语，生活故事中也有谚语式的结构，但人们的生活经验已升华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智慧，再由方方面面的智慧表现来构成多样化的故事母题和类型。呆女婿故事之呆，正是由于聪明媳妇的反衬才趣味洋溢；遇事难不倒的巧媳妇，工于心计的长工，会打官司的刁民，明智断案的县官，莫不是智慧超群，才在平凡生活的背景上创造出使人惊叹的奇迹。至于近现代众口盛传的机智人物故事，不用说更是由民众的生活智慧与艺术智慧结成的硕果。一位研究世界民间故事的著名学者汤普森告诉我们：“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大部分最流行的轶事和笑话都与机巧有关。有时，人们的兴趣在于一个聪明人和愚蠢人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而且主要的兴趣还在于后者。有时，人们最关心的是聪明人作恶的骗术本身，而且还特别关心源于东方文学的民间故事中所提到的那些骗术。绝大多数故事讲述者似乎都注重于显示聪明才智本身。”[20]可见这在世界民间文学特别是东方民间文学中，已构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
关于生活故事特别是机智人物故事与人类智慧的关系，我们从一位中国学者所写的《喜剧中的智慧》这篇文章中可以获得不少启示。文章说：
它们并不是人类智慧的主干，而只是这个智慧之树上的一个旁枝，它们主要只是人类智慧中具有奇巧特点的那一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们是人类生活和精神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一种标志。它们那种极端的奇特巧妙，那种汪洋恣肆，说明人们的智慧已经成熟到那种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程度，以致它们可以超越一般的常规，而以一种似乎是全无规则的、违反常规的、极端“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说明人们的智慧已经丰满到那样一种程度，即在它们应付生存斗争的必须外，还有某种“余力”，以致它们有时看起来像是某种智慧的“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人类智慧的某种“溢出”，——所谓“才智横溢”的“溢”。[21]
“才智横溢”在这些故事中以多样而奇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圆熟的谎言，精巧的诗对，出奇制胜的计谋等等，由此构成一系列使人会心解颐的故事。主人公的机智不仅表现在和压迫者及其帮凶的较量中，还溢向广泛的生活领域，这些较量有时是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但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具有这样的实际意义，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才智的优越，“卑贱者最聪明”，从精神上压倒对手，实际上已演化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智力竞赛游戏”。我们把生活故事称为智慧之果，应当说是切合它的构成特点的。
3.诙谐文化与口头叙事。
生活故事中不乏具有严肃训诫意义的作品，如“劣子临刑咬娘乳”之类，可是大多数故事都含有浓厚的喜剧性，它的口头讲述风格和听众反应同说笑话并没有多大区别。因而我们可以把生活故事和笑话一起列入民间喜剧艺术或诙谐文化范围之内进行考察。
民间诙谐文化（或笑文化）是具有全人类性的文化传统之一，俄国一位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指出：
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双重角度，在文化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就已有过。在原始民族的民间创作中，同严肃的（从组织方式和气氛来说）祭祀活动一起，就有嘲笑和亵渎神灵的诙谐性祭祀活动（“仪式游戏”）；同严肃的神话一起，就有戏谑和辱骂性的神话；同英雄们一起，就有戏仿英雄的英雄替身。
民间诙谐文化的范围无限广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欧洲中世纪它依附于广场的狂欢节文化而发展；口头讲述的以小丑和傻瓜或者动物（如列那狐）为主角的滑稽故事也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民间诙谐文化是和中世纪的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在“彻底更替和更新一切现有事物的信念”上给予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作家以深刻有力的影响。但它的社会价值并不只是否定旧秩序，“诙谐既有嘲笑——否定作用，又有欢快——肯定作用”，它永远以积极乐观的精神鼓舞着人们[22]。
这些论述对我们联系中国的诙谐文化传统来研究生活故事颇有启发。中国的狂欢节广场文化并不发达，民间的诙谐文化仍有深厚积累，戏曲中插科打诨的丑角，还有贯通古今的笑话，就是这方面的辉煌成果。近现代生活故事和笑话特别是机智人物故事的盛传于世，可以从这一民间文化传统中寻求它的根源。这些故事均以民间下层人物为主角，以揭示旧时代官吏、富翁、僧道、家长等权威人物的假恶丑面貌来激发人们的笑声，构成喜剧性。这同世界的诙谐文化传统是一致的。但中国的诙谐文化常以儒学异端的形式出现，常借用言行乖谬具有异端倾向的某些历史人物，如徐文长之类作为“箭垛”来编造故事；还有，立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借咏诗联对、谐音双关来显示智慧，这些又表现出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
机智人物故事作为中国民间诙谐文化的集中表现，于明清时期呈现空前活跃态势，有其历史必然性。笔者曾在《故事学纲要》中提到，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这个历史时期中，由于农民革命运动的沉重打击，以儒学异端出现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潮的强烈冲击，封建主义的旧秩序和旧传统丧失了它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地位。在封建统治者深感痛心疾首的大动荡世道中，正含蓄着足以使被压迫民众开心的丰富笑料。这样的历史文化发展，必然要在民间文艺中得到反映，促使故事文学推陈出新。富于现实性和喜剧性的机智人物故事的空前繁荣，正是封建社会趋于崩溃时，民众在爽朗的说笑声中，扬眉吐气向旧世界诀别的表示。这类故事融会着人们丰富的生活体验，觉醒的民主与革命意识，乐观幽默的情趣以及编织故事和运用语言的卓越技巧，成为民众艺术智慧一次集中的爆发，也是传统故事文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23]。
作为生活故事系列化和民众艺术智慧集中显现的机智人物故事虽然“五四”以来就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在评论中也引起学界的争议。有一位日本学者就不赞成对这类人物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认为“各个民族的机智人物有其不同的个性和特征，不能一概而论。不过，从这些机智人物的群像中，确实可以窥视出他们的欺骗性来。所谓机智人物，无非是一种骗子，一个得以流传下来的骗子吧”[24]。这类故事有很大一部分确实是以谎骗来显示人物的机智，如联系故事的具体时空背景来考察，这些人物不是备受欺压的长工、佃户，就是急公好义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所谎骗的对象大多是当时处于社会上层和权威地位的人物，如官员、财东、和尚、道士以及阎王、老虎之类的象征性角色；故事情节的构成不过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是利用对手既贪婪又愚蠢的弱点使其自作自受现出丑态。骗术的运用既是下层民众愤懑情绪的发泄，也是对作威作福者丑态的巧妙揭示，因而不能把这些机智人物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骗子给予全盘否定。1985年问世，由美籍华人学者洪长泰撰写的一部考察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运动的专著《到民间去》，对徐文长故事有一个专节予以评说，他说：
如果我们站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放大地看传说所反映的民众情感的内蕴，我们便会进一步发现，大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喜爱这个形象，归根结底，是他们通过徐文长的反儒学、反传统和蔑视权威的精神，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共鸣点。[25]
徐文长故事可以说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各族民间机智人物故事的共同文化内涵。上述论断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文化视野。
国际上对这类作品通称为“恶作剧故事”，但在评价时有关学人也看到，恶作剧者的行为“充满了反抗精神，甚至以自我为中心，反传统道德。恶作剧故事可以说有这样一种功能：传讲它的人们把它作为吐露自身反抗意识的安全阀”[26]。
机智人物故事的内容宽泛芜杂，主人公的恶作剧有时也指向小商贩、工匠、妇女乃至残疾人，笑谑中流露出文明程度较低环境中人们低级庸俗的趣味。这些笑话趣事独立存在，人们兴之所至，可以随意把它附会到某一机智人物身上逗笑取乐，和特定人物的思想性格并无有机联系，因而在评价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的整体特征和价值时，不应受这些枝节的影响。
综上所述，除了动物故事，民间故事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基于民众现实生活世界又超出这个世界的另外两重世界。幻想故事借助想象构造出一个寄托人们理想愿望的光明世界，它自然也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为主人公，然而帮助人们战胜邪恶，带来光明美好的却是神仙、宝物、魔法等神秘力量，它从包含着原始自然崇拜、宗教信仰等等的民间神秘文化传统中衍生而来。
生活故事构造的艺术世界同样也具有超脱现实生活世界的特点。它由具有非凡智慧的主人公在形形色色的较量中出奇制胜压倒权威，并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而饱含使叙述主体感到优越的喜剧性。它源于民间深厚的诙谐文化传统，叙事时虽保持着现实生活的种种洋相，实际上是对生活的“戏仿”，对当时生活秩序的颠倒，以另一种方式折射出民众的理想愿望。
在本文结束对中国民间故事所构造的两个艺术世界的宏观考察时，不禁联想起巴赫金对民间创作的一段精辟论述：
民间创作的幻想是现实的幻想。这个幻想从不越出这里现实的物质的世界，它从不用任何理想的彼世的东西来修补这个世界的不足，它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它能感觉到这广阔的时空并且广泛深刻地加以利用。这个幻想依靠人类发展的实际可能性，这里的可能性不是指近期的实际行动计划，而是指人的潜力和需要，指现实中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取消的永恒要求。这些要求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只要有人在，就无法压制这些要求。它们是现实的，就像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一样。所以它们或迟或早不能不为自己打通道路以求完全的实现。[27]
民间故事不论采取神秘幻想形式还是采取诙谐写实形式，它们关注的核心，始终是民众在广阔时空背景上无法压制的创造美好生活的潜力和需求。这是民间创作的现实主义，也是民间创作的浪漫主义。民间故事作为艺苑中一朵盛开不败的奇花，其奥秘似乎就在这里。
【注释】
[1]贾芝：《播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
[2]林一白（张紫晨）：《略论动物故事》，《民间文学》1965年第3期。
[3]刘敦愿：《中国古代有关枭类的好恶观及其演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79年第2期。
[4]［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中文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
[5]颜元叔：《西洋文学术语丛刊·谈寓言》，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版。
[6]公木：《历代寓言选·前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7]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8]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41页。
[9]洪钟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前言》，中国文联出版中心1999年版。
[10]刘守华：《民间童话的特征和魅力》，《民间文学》1983年第6期。
[11]贾放：《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与故事的历史比较研究》，《民间文化》2000年第7期。
[12]刘守华：《道教信仰和中国民间叙事文学》，《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2期。
[13]刘守华：《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的道教色彩》，《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3月6日。
[14]［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15]［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16]《襄汾民间故事集成》第二辑，1987年内部编印。
[17]［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8]郑伯成编：《湖北机智人物陈细怪研究资料专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1986年编印。
[19]祁连休：《试论中国机智人物故事中的类型故事》，《民俗曲艺》1998年第111期。
[20]［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21]远帆：《喜剧中的智慧》，《文艺研究》1983年第5期。
[22]［俄］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211、248页。
[23]刘守华：《故事学纲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24]［日］铃木健之：《“机智人物故事”笔记——试论其欺骗性》，《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2期。
[25]［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中文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26]［日］通口淳：《世界民话概说》，《世界的民话》，讲谈社1989年版。
[27]［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空间体形式》，《小说理论》（中文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