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故事的特殊魅力
在国际民间故事分类编码体系中，都是把动物故事放在最前面，中国的几部故事类型索引也是如此。丁乃通的著作搜罗最广，列出的动物故事类型达150个；金荣华就三部民间故事集成所作的分类编码，动物故事类型为50个，它们是中国各族民间故事中常见动物故事的代表。
1.动物故事主要系列及其构思特点。
丁乃通按AT分类法，将动物故事分为“野兽”“野兽和家畜”“人和野兽”“家畜”“鸟类”“鱼类”“其他动物与物体”共七个系列。动物故事的情节结构和它折射出的人类社会生活繁富多样，如按内容很难合理分类，这样按故事中的动物角色来归类，自然简便得多，于是被众多学人所乐于采用而流行开来。
我主张吸取艾伯华对动物故事的分类法，将它们大致区分为“动物”以及“动物与人”两大系列，这样似乎既简便，又能反映出这些故事本身的艺术构思特点和中国民间故事积累的实际状况。
（1）完全以动物为角色，在动物世界里展开的故事。常见类型有“小鸡崽报仇胜野猫”“兔杀狮”“豹狼挑拨离间”“猫装慈悲吃老鼠”“猫教老虎上树”“用尾巴钓鱼上大当”“猴子把心肝留给家里”“狐狸中了计，兔子笑裂嘴”“水牛涂泥斗猛虎”，等等。故事中角色之间的冲突纠葛，既是按动物的生活习性展开的，十分活泼有趣；又象征性地折射出人类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特点，或人们在社会斗争中积累的某种经验教训。如关于弱者团结起来或充分运用自己的勇敢智慧从而打败强敌的闪光思想，就在那些关于小动物战胜大动物的生动叙说里得到有力的表现，给予在困境中奋斗挣扎的民众以宝贵的启示和鼓舞。
（2）还有一类故事是以人与动物的纠葛构成有趣情节的。这样的类型有“中山狼”“老虎怕屋漏”“老虎求医报恩”“义犬救主”“八哥鸟报仇”“猫狗结仇”“动物报恩人负义”“人心不足蛇吞象”（相），等等。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不外乎与人敌对祸害人类，或对人友善助人得福两方面，民众口头叙说最多的是人与动物互相救助的感人故事。它既反映出在漫长岁月里人与周围动物结成的亲密友好关系，也折射出传承这些故事的广大民众善良慈爱的心地。有些就人与动物之间的纠葛所构成的故事包含着复杂深邃的内涵，读来发人深思。如在中国众多民族和地区流行的“猫狗结仇”这个故事类型，借猫狗出门为主人寻找失去的宝物，主人却赏罚不分，以致猫狗结成怨仇的叙说，尖锐地揭示出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不公，激起人们的强烈共鸣，正如贾芝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讲的：
这个故事为什么能够这样广泛地世代流传呢？故事主题很简单，就是狗和猫一忠一奸，受到主人的不公正的待遇。忠诚老实为主人尽力的受到欺辱，奸诈取巧反而得宠，巧取豪夺的奸诈行为被表面现象所掩盖。有的是猫花言巧语迷惑了主人，有的竟是主人自己被猫叼宝物而归这个表面现象蒙蔽了自己。以奸欺忠，处理者的昏庸，比比皆是，所以反对和谴责这种现象的猫狗结仇故事，也几乎到处都有。[1]
这个以人与动物为角色，巧妙编织而成富于象征意义的故事，较之直接叙说人类社会生活中同一主题的真实故事，更具有概括意义，更耐人深思体味。
动物故事中的动物形象，以拟人手法构成。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它们是“劳动人民在现实与幻想的交织中既概括了动物的习性，又注入了人的思想的一种艺术创造。这种拟人化的结果，就使这些故事中的动物形象呈现出复杂的状态。那就是它既是动物，又不是动物；既不是人，又是人。它是人和动物的统一，是现实和幻想的统一”[2]。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拟人化过程中，人们不仅要尊重有关动物角色本来的生活习性，还受着历史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影响，打上动物崇拜或图腾崇拜的烙印。如猫头鹰形象，福建莆田人周婴在《卮林》一书中写道，“贾生以为妖鸟，而吾邑闻其鸣声，谓丰年之兆，俗固有不同矣”[3]。对猫头鹰的恶感，主要流行于北方中原文化地区，由此在故事中也以它为反面角色；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猫头鹰则是另一种心态，纳西族中就流传着同情猫头鹰，为之鸣不平的故事《猫头鹰的话》。居住在湘鄂西山区的土家族，由于世代传承着对白虎的图腾信仰，人们便以亲切口吻讲述“义虎”助人的故事；云南阿佤山的佤族居民，没有这种信仰背景，老虎便常以骄横愚蠢的角色出现，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故事中许多动物形象的塑造，在以它们自然形态为基础的同时，还融合着相关民族的传统习俗在内，由此也赋予故事丰厚的文化内涵。
西方学者常常认为中国动物故事不发达，汉族有限的动物故事又缺乏对动物生态的活泼表现。这是在中国民间故事采录极不深入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印象。大规模采录各族民间故事以来所获得的资料表明：中国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傣族、壮族、佤族等，都有丰富的动物故事存活于人们的口头之中。动物故事的活跃，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民族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经常和多种动物接触，熟悉其生活习性，同时又有着慈爱动物的文化传统。
动物故事以描绘奇特有趣的动物世界来吸引人们。这个动物世界并非动物自然生态的再现，而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折射。它们“形似”动物世界，却“神似”人间百态，成为两个世界的巧妙融合，并由此寄寓丰富而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口头文学家正是在这似与不似之间施展艺术智慧编织故事，赋予这些动物故事以妙趣横生又意味深长的魅力。
2.“动物故事”和“寓言”。
在故事分类编码体系中，有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现有的几种《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由于受AT分类法的影响，都没有“寓言”；而在中国通行的故事分类体系中，“寓言”却是和“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笑话”并列而卓然独立的一种体裁。丁乃通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按AT分类法的体系，将动物角色的寓言列入“动物故事”，另将以蠢人为角色的寓言列入“笑话”。笔者在1985年邀请丁乃通先生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学时，曾和他当面讨论过这一问题，他并不否认寓言故事在中国的悠久传统，但为了适应国际通用的分类法，只好将“寓言”割爱，改用按角色来给故事分类了。
中国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古印度的佛经寓言如《百喻经》等，均在人类文化史上享有盛誉。寓言的基本特征是借虚构的小故事来寄托某种训诫，它可以用人类也可以用动物来作主角，在简短有趣的故事叙述中对人类社会生活经验进行理性思考，鲜明有力地表达启迪世人的训诫。寓言是世界性的文学体裁，英国著名学者爱德华·泰勒所著《原始文化》一书，就讲述了在原始文化背景上，描述动物生活习性“任何训诫都没有渗入”的普通动物故事怎样逐步过渡到动物寓言的过程[4]。这类纯粹的动物故事在后世的口头文学中已不多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著名作家薄伽丘有一个精彩论断：“所有有价值的故事都是寓言，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重大意义的核心，包藏在虚构的往往不太可能的故事的外壳里。”[5]因此就广义来说，民间口头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等类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寓言特征，或具有演化成寓言的可能性。所谓先秦寓言，其实它们并非一种单一体裁，正如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寓言并主编《历代寓言选》的著名学者公木所指出的，先秦寓言的来源是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故事，“它们被赋予寓言的性质，还是由于它们被引用在诸子散文中，经过引用者加以生发的结果”[6]。《愚公移山》《叶公好龙》就分别来自神话和传说，《狐假虎威》是典型的动物故事，《守株待兔》《郑人买履》等以蠢人为主角的小故事实为笑话。它们被当时的士人引述时，加以生发改造，便都被学人作为寓言来看待了。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宋以后儒道释由鼎立演化成合流，社会伦理道德仍受儒家思想支配，从上层到下层的文艺生活都有“重教化”的特点，它也渗透到作为休闲娱乐而流行开来的口头讲述故事之中。山东一个著名女故事家胡怀梅常对人说：“为男为女在世间，良心行为要当先，为人不懂世间理，枉在人世走一番。”她讲故事就是要人们明理走正道。在旧时代的广大乡村，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民间故事担负着寓教于乐的重要社会功能。许多有见识的文人采录故事，也是着眼于它们“有益讽诫”，借此“以寓劝惩”。仔细体察，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民间故事都有寓言化的倾向，就以那些曲折丰富的长篇故事而言，出色的故事讲述人常常借用一些意味深长的流行谚语来作为“故事眼”和故事篇名，如关于男女情爱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关于友谊的《春风和夏雨》（“没有春风，哪来夏雨”）以及《路遥和马壮》（“路遥知马壮，事久见人心”），鞭挞邪恶的《大路不平旁人踩》《人心不足蛇吞象（相）》《蒋（将）恩不报反为仇》，颂扬助人为乐的《做好事不问前程》，还有讲修道失败的《竹篮打水一场空》，讲人世沧桑的《何东与何西》（“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等等。仔细查找可以列出一大串实例。它们在叙事中巧妙地寄托人生哲理，和国外的同类型故事在讲述时往往淡化训诫色彩风格迥异。上述故事都有寓言的特征，可是按民间文艺学惯例却被编排在“幻想故事”、“生活故事”之内。
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制订的故事分类编码中，本来既有“动物故事”，也有“寓言”。如前所述，现今的动物故事大多已演化成人们喜闻乐见的寓言，因而“动物故事”和“寓言”这两个概念就是一种交叉重合的关系，只能择一而从，不宜并列使用。再加上广义的“寓言”又包容太宽，界限不易明确划分。有鉴于此，各地在编纂故事集成过程中，便大都取“动物故事”来分门别类，而较少再使用“寓言”的名目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中的“寓言”体裁有着悠久的传统，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否定，只是在故事分类中按角色确立一个“动物故事”门类，操作起来更方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