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母题同原始习俗信仰的关联

按照俄罗斯著名学者普罗普对神奇故事历史根源所作的研究，故事母题同古代原始习俗、信仰之间的关联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直接对应，二是重新解读，三是从相反的意义上转化。^[4]他不是笼统地肯定或否定神奇故事同古代原始习俗、信仰之间的联系，而是历史地、辩证地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极有启发性。

就中国民间故事的实际状况而言，“直接对应”的实例最为常见。许多故事中的正面主人公陷入困境，或在建功立业过程中遭遇危难，常有神、佛、仙、道相助，就是受佛教道教长期熏染，与其信仰直接对应所造成的。另外，青蛙少年和蛇郎以神奇美好姿态进入幻想故事王国，同许多民族崇拜蛙蛇的古老信仰背景显然也有着密切关联。但这些幻想形象由民俗信仰领域进入口头叙事艺术领域，不仅姿态更鲜活，其象征意义也有所变化，从而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今天即使是思想观念再封闭僵化的老奶奶，当她津津乐道地讲述《蛇郎》故事时，也决不会真的要身边的女孩子去嫁给一条蛇，她也会懂得蛇郎只不过是现实生活当中一类男性的象征罢了。因此，在后世故事里，即使是同传统信仰直接对应的那些幻想形象，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完全看成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

关于“重新解读”，可仍以《蛇郎》为例。由于人类文明演进，在近现代文化背景上，人们对蛇丈夫的形象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异文，说蛇郎原本不是一条蛇，而是某位年轻英俊的男性被邪恶的巫师施魔法变成了蛇，后来获得一位少女的纯真爱情又回复本相。在《狗耕田》故事中，那条创造奇迹的狗本是神犬，这一原型的出现同对狗的动物崇拜也有关；现今的一部分口头讲述文本却参照马戏团中的驯兽情景，说小狗拉犁是聪明的弟弟用食物引诱的结果。

人们对故事母题中所包含的原始文化成分给予新的合理解释，丰富和改变了它的内涵。如在《田螺姑娘》早期文本中，大都有男主人公于无意间违犯禁忌，偷看妻子的异类本相或丢弃她们的护身外壳，迫使她们不得不离开人间的情节。禁忌是禁止人们去触动不可知的神秘事物，以避免危险后果的原始信仰，在民众生活与民间故事中有广泛表现。然而现今口头流传的《田螺姑娘》，其婚姻破裂却是由男主人公于暴富后歧视螺女及其子女的卑贱出身所引起，这就是用现实生活中出身门第高低贵贱之间的冲突纠葛来解读婚姻禁忌，获得了新的意趣。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对故事母题中蕴含的原始文化成分，给予新的合理解释，虽然仍保留着它古朴的叙述形态，却丰富和拓宽了它的实际内涵。

故事母题同原始习俗、信仰的另一种关联形式就是“转化”。《李寄斩蛇》中，在原初“土俗”中，对那条山中大蛇，乡民除“祭以牛羊”之外，还送童女献祭，显然是将它作为“蛇神”来崇拜信仰的。后来李寄以超群的勇敢将蛇予以斩除而获得举国嘉许，那蛇就转化成祸害人类的“蛇妖”了。这种情况在中国近现代民间故事中十分普遍。例如民间信仰中的许多神圣偶像，从玉皇大帝到灶王爷，从如来佛到张天师，固然大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却又常常在故事中扮演可憎可笑的反面角色，由此表现出乡野小民的叛逆心声。在“斗阎王”“撵城隍”这两个类型的故事中，掌管人间“生死簿”的阎王爷，被“谎张三”一类凡夫俗子捉弄得无可奈何；享受一方百姓香火的城隍爷，因不称职被百姓撵走，由一位凡人取而代之，这就鲜明地表现出神权在民众心头的衰落趋势。“仙女救夫型”故事中有几篇异文，讲到李老君的妹妹或张天师的女儿钟情于一个普通小伙子，遭父兄横暴干涉，最后与之斗法决裂，终获团圆。两位道教信仰中的偶像，在口头文学中都被拉下神坛，转化成不光彩的角色，成为现实社会中封建邪恶势力的象征。另一方面，被传统信仰视为祸害人类妖魔的鬼狐形象，却常常被口头文学家作为通情达理、可亲可爱的男女角色来称颂，被叫作“蛇仙”“狐仙”。中国神奇幻想故事的角色和母题，同传统信仰相背离或者向相反方向转化的情况如此突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它不仅是口头叙事艺术追求引人入胜的新奇意趣所致，也表现出作为故事传承主体的各族民众“离经叛道”意识的觉醒。

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神奇幻想故事中的“龙王龙女”“煮海宝”“生死棒”等，在近现代产生的生活故事笑话中，却转化成了机智人物哄骗财主的精致谎言。这些都是神奇幻想角色和母题随时空变换向其反面转化的例子，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在口头叙事领域催开的艺术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