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最后有必要讲一讲故事学研究中多种方法的交叉运用问题。
在民间文学和民间故事研究中，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及文艺美学等多种学科加以融合，构成所谓多学科交叉的格局，本是极平常而又合理的事，这里无须赘述。不过学人倡导的新方法中，有一项是“表演（performance）”理论，据称特别适宜于进行民间故事研究，值得我们格外予以关注。
关于表演说，已有几位海内外学人撰文予以评述推荐。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表演理论开辟了民间口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因它可以帮助人们“找到一条对故事研究来说更加合理，更富操作意义的阐释途径”[7]。根据美国学者理查德·鲍曼的理解，其特质可以用下面这段话予以阐明：表演是一种语言使用模式，一种说话的方式。表演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概念，它的含义是这样的：我们不必再从富于艺术的文本开始，认定相对独立的形式上的基础，然后重新把它放到实际运用时的情境中，以便于在交流传通的意义上界定语言艺术。表演已经成为基本的构成要素，它支配着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8]
它着重研究口头文学的传承过程，活态的语言艺术，由此显示出它不同于以考察记录文本为主的通常研究模式的革新意义。有意识尝试这种方法的中国学者的成果已开始在学坛涌现，如江帆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发表的关于辽宁故事讲述家谭振山的论文[9]，其中涉及讲述者的知识构架同故事文本的关系，讲述传统对故事文本的影响，讲述者对叙述程式的把握与运用等。这些都是对学界着重研究书面文本的已有成果的超越。表演理论的活跃虽然是近几年的事，但从特别关注口头传承过程这一点来看，它其实早已进入海内外民间文艺学家的视野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译成中文的《大英百科全书》民间文学条目中就曾写道：“对于民间故事，一个收获比较大的方法是研究讲故事的人和他们的听众。”在80年代中期掀起的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文化热潮中，随着一系列故事讲述家的涌现，对故事传承人及其传承活动的研究也蔚然成风，如乌丙安的《论民间故事传承人》，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的传承特点》，以及许多地方对本地故事讲述家的专门调查研究，等等。只不过对口头传承的这些研究尚未达到像表演理论那样的细密和系统化，也没有激起民间文艺界的广泛关注罢了。中国学人对传承问题的研究，通常和集中研究某些优秀故事讲述家的个人成就与风格联系在一起，而较少涉及作为情节类型之基础的具体文本的传承情况；因而我们在编撰故事类型研究一书时，也较少涉及故事的传承过程，使其内容的丰满程度受到一定影响。
在今后的故事学研究中，除广泛吸纳、尝试多种方法之外，对表演理论和口头诗学等有助于深入揭示口头叙事传承特点与规律的方法，似应更多地进行尝试，开拓出一个新境界。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强调的：“作为历史地理方法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大量的统计、高度系统化的补充，我们需要对讲述风格和故事讲述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0]总之，方法是多种多样，而且可以不断变通的。但我们面对的本体是民间故事，它有传承人与听众互动的传承过程，有已经记录成文和仍处于口头存活状态的文本，这些文本既扎根于民众心灵又和多种社会文化事象有着彼此渗透融合的密切关系。我们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无疑都应围绕着这个本体展开，揭示它固有的形态特征、社会价值及其生存演化规律。民间故事是民族乃至全人类心灵的窗口，透彻的故事学研究成果对丰富现代人文学科将作出重要贡献。
【注释】
[1]原载《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第119～123页。
[2]［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3]［美］斯蒂·汤普森：《民间故事的生活史》，陈建宪译，《故事研究资料选》，湖北省民间文艺学协会1989年编印，第36页。
[4]刘守华：《独辟蹊径的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第89页。
[5]［美］丁乃通：《历史地理学派及其方法》，《民间文艺学参考资料》第一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编印，第264页。
[6]［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页。
[7]周福岩：《表演理论与民间故事研究》，《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10页。
[8]［美］理查德·鲍曼：《对表演的设定》，《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第66～73页。
[9]江帆：《故事讲述与文本重构》，《2001海峡两岸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2001年编印。
[10]［美］J.H.布鲁范柯：《美国民俗学》，李扬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