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尾巴龙子”的深邃内涵
民间故事传说中的英雄奇异诞生有多种型式。我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从《青蛙儿》《求好运》和《秃尾巴龙子》等几个类型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其中。就其解析方法而论，文章多从民俗学、人类学方法入手，如就秃尾巴龙子故事，学人首先就关注到它与图腾崇拜、神话意象的文化关联，并搜求出一系列古籍资料予以申说。我是赞同这一构想的。可是我在故事学研究中又常常感叹这一方法的运用有其未能完全贴近故事活态传承语境及疏离中国文学表意象征传统之处，有待进一步探索。我在《求好运》故事30年的追踪研究中，将此故事同中国人民以坚定自信、同舟共济的精神、改变民族命运的理念与实践联系起来进行解读，似乎在研究思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因而《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一书于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后颇受学界好评。现今我来解读秃尾巴龙子故事，也是基于同一构想，意图联系中国近现代激烈而动荡的社会现实，来体味揣度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我常引用《意大利童话》编著者伊·卡尔维诺的一段话：“民间故事是最通俗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民众在茶余饭后随口诵读而出的那些零散的单篇故事，人们并不在意也较少关注其价值，可是像《求好运》《青蛙儿》《秃尾巴龙子》等在广大时空背景上众口传诵，其顽强生命力悠长不衰的故事，它一定同民族文化根基和中华大众的普同心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就如同“抽刀断水水更流”一样，这就有待我们联系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实际来体味探寻其真谛了。
刘锡诚先生作为我的同龄人和交往半个世纪的挚友，在为拙作新撰写的序文中，十分敏锐细心地注意到我研究民间故事的“诗学”，他写道：
价值判断和诗学评价，在刘守华的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研究中，是一个固有的学术个性和持久不变的特点……而这一特色在《求好运》故事的论说中尤为突出，这恰恰又是西方学者们的“类型”建构和剖析中所缺乏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钟情于民间故事的此类研究，在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先生的亲切指导下，运用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类型研究方法，探求民间故事的生活史，并关注民间故事在当代的发展[7]，在尝试中取得的成绩受到同仁好评。现在十分感谢他从“故事诗学”这一角度所作的启迪和鼓励。又以俄罗斯梅列金斯基的《神话诗学》一书作为宝贵借鉴。我年逾八旬，已无精力就“故事诗学”作深入开拓，对《求好运》和《秃尾巴龙子》故事的解读，算是一个初步尝试。我的断想是：故事研究不能只满足于民俗学、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派的类型以及母题解析这一套，还应联系中国文学传统、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艺术美学等诸方面来开掘其艺术魅力和社会价值。2016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致辞中着力称道中国“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继承”。刘锡诚先生新近问世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以一百多万字的巨大篇幅，将百年来众多学人潜心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丰饶成果汇成一部辉煌巨著，同上述论断相互印证，我以“映日荷花别样红”为题撰写书评，正是对涵盖民间故事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整体的一番礼赞。我倡导民间文学的诗学研究，就是为了使这份宝贵文化遗产焕发出更辉煌的艺术光彩，从中汲取更丰富的精神滋养。
【注释】
[1]原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2]贾芝，孙剑冰：《中国民间故事选》，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87～90页。
[3]巫瑞书：《荆湘民间文学与楚文化》，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0～82页。
[4]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5]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6]窦应泰：《蒋氏五兄弟》，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7]刘守华：《关于改写民间故事的讨论》，《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6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