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魅力探寻
作为一个跨越广大时间的故事类型，它在中国各地和各民族中间口头传承时，又演化出大同小异显得丰富多彩的地方异文，这200多篇异文大体可归纳为三个亚型。
一是“问神求福”型。主人公为了改变自己贫穷困苦的命运，不辞辛劳出门远行，向太阳神、佛祖或道教中的仙人探询自己未来的命运，因沿途代人问事获得好报，使自己命运逆转。故钟敬文称此故事为“问活佛型”，丁乃通命名为“西天问佛，问三不问四”，金荣华则改称为“代人问事获好报”。代表性篇目有《树洞问天》（浙江）、《王小二问福》（陕西）、《太阳的回答》（甘肃回族）、《范丹问佛》（河南）、《放牛娃朝南海》（湖北）、《木呷问神》（四川彝族）等。
二是“寻宝聘妻”型。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的《寻宝聘妻》：王小二爱上了柳员外家的小姐，他去提亲，柳员外要三件聘礼：三斗三升瓜子金，二十四颗夜明珠和一张白狐狸皮。员外挖空心思索要三件宝，本来是让王小二死了这心思，可王小二偏要出门去找到这三件宝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寻宝旅途中，土地爷、大乌龟和白狐狸托他代问三件事，他都热心应承下来。见到佛祖以后热心帮他人问事却把自己的事搁下。想不到土地爷、大乌龟和白狐狸给他的酬报正是那娶妻所要的三件聘礼，主人公终于如愿以偿。在这系列故事中，“寻宝”和“问事”相融合，“代人问事求好运”仍是其核心母题，情节构造十分美妙。代表性篇目有《石青寻宝》（湖北）、《三件聘礼》（湖南苗族）、《娶亲三件礼》（云南傈僳族）、《鳖仔成亲》（福建畲族）等。
三是“幸运儿”型。它的后半截是“问事”和“寻宝”，前半截却讲述了这个穷孩子出生后屡遭邪恶势力迫害而意外脱险的传奇经历。它也可以独立成篇，被学人编排为AT930型。两者串接就成为故事情节更为婉曲的复合型了。《格林童话》中《有三根金头发的鬼》是其代表。中国西南地区几个兄弟民族中都有这个亚型流传，如彝族的《淌来儿》，傣族的《寻找金牙象的故事》，傈僳族的《寻找太阳头发的小孩》，藏族的《男孩和国王》等。
除以上亚型外，还有将出门“求好运”和其他幻想故事题相串接，如将主人公变换成“青蛙少年”，用“百鸟衣”方式来结束大团圆的故事叙说等，从而使故事的童话意趣更为浓郁。
我在1979年发表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中，联系《格林童话》，把它作为一则民间童话的经典之作来解读。经过30多年的追踪探寻，对这个已发育为中国巨大故事圈的奇妙故事来说，深深觉得需要以更超拔的眼光来赏析这件口头语言艺术精品，在编撰《中国故事类型研究》一书时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来给予评说：
“求好运”是一个汇合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丰富智慧和情感，又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集中表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的故事。在世界民间故事海洋中，它的各种样式的单篇异文，并不特别耀人眼目；可是把它作为一个覆盖地球上多数居民的故事圈来考察，就显露出史诗般的宏伟特征，值得我们十分珍惜了。
这段话在包含着60个中国故事常见类型解析的厚本子里，自然不会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而在我，却是反复揣摩所得；近日系统阅读清理有关这个故事的200多篇异文，更强烈地感到它确实具有“史诗般的宏伟特征”，应抓住“史诗魅力”来认真赏析它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
1.中国近现代流行的“求好运”故事的突出特征是表现了主人公积极进取，奋力向命运抗争的精神。故事的主人公均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小伙子，他们不但自己贫困，还屡代受穷，因此绰号就叫“穷八代”“穷九代”或“穷十代”，受尽困苦与欺凌，故事名称就叫“八辈穷”“十代穷”“穷汉问佛”“十穷去西天”“小旦儿穷八辈”“叫花子朝南海”等，湖北、河南故事中还特地穿插了一个老鼠偷米的开头，说小伙子每天讨米回来本想积攒一点，可装在量米的升子里却总是被老鼠偷吃。他抓住老鼠，老鼠告知他：“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这是命中注定，它来偷米是土地爷所差遣。小伙子不服气，于是下决心出门去寻求好运。结尾是“八合米原来不是命中注定，走遍天下是可以满升的”。朝鲜族金德顺老大妈所讲的《找福》，开头也是阿妈妮每天总是对儿子说：“你这个没福的孩子啊，生来就是受苦的命！”儿子长到十六岁时对这话厌烦起来：“我就不信福分是命里注定的，我一定要找到福，找不到福就不回来见阿妈妮。”那些寻宝聘妻故事，也是由于穷小伙子提亲时，员外家以索要几样宝物作聘礼来刁难穷小伙子，他不死心：“我偏偏要到西天去走一趟，拿三根金头发来给他看看！”不论故事情节是问事还是以寻宝为中心线索，其终极意愿莫不是为了寻求幸福，改变自己贫困不幸的命运。处于社会底层的穷小伙子，不畏艰难险阻，跋涉远行，以求改变自己贫困不幸命运的强烈意愿，洋溢在故事叙说中。所以我在多年研究中认定，以“求好运”作为它的类型名称最为恰切。
本故事的中心虽然是“求福”“问贫”，而叙说的事件却是帮他人问事解难。按“问三不问四”的规矩，每个故事都提出了人世间的三个难题并获得完满解答，这问与答虽是由童话艺术的诗意幻想所构成，却饱含耐人寻味的社会历史意蕴。
最为普遍的答问是：河里的大乌龟为啥修炼千年不能化龙飞天？回答是头上压着三颗宝珠；门前的苹果树为何只开花不结果？回答是树底下埋藏着金银；土地爷为何在神仙世界不能升官？回答是因他左脚踏金、右脚踏银。这些问答含有摒弃贪欲的宗教哲理意味，托问者将金银珠宝施舍得以功德圆满，穷小伙子也由此脱贫得福。
另一个最普遍的难题是那位美丽少女为啥成了哑巴姑娘？回答是她见了自己心爱的人就会开口讲话。穷小伙子返程时女孩子见了不禁开口笑迎，于是他俩结成了一对美满夫妻。这个遍及所有“求好运”故事的母题，并不只是表层含义——因乡间贫困儿童生长发育不良而多哑女，其实它意在赞许女孩子的自主择婿，叙说中含蓄着积极的人文精神。
还有一些答问解难源自人类生产经验的科学概括，如甘肃回族的《太阳的回答》，少年帮乡亲问事，羊毛长得太长了羊群走路难怎么办？太阳奶奶回答是每年用剪刀剪两次羊毛，剪下的羊毛有多项用途；又问，人拉木犁耕地吃力怎么办？太阳奶奶回答是在木犁头上套上铁铧再加上牛拉就省力了，从此在人间兴起剪羊毛和用铁铧犁头耕地的技术。这里已不只是童话叙说，而是对人类劳动生产技艺在实践中逐步迈进的历史记述了。
总之，在中国各族民众盛传的“求好运”故事中，不仅洋溢着人们渴望改变贫困命运的强烈意愿，还有寻求对人们生产生活中迫切难题的解答来实现求福的梦想。所询问的对象从太阳奶奶、如来活佛到其他仙人，这不用说同民间的宗教信仰有关；但作为主体叙说的问事解难情节，其实质并非从宗教义理中来解脱人世苦难，而是从这些宗教偶像身上寻求破解具有现实象征性的种种人世难题。他们在故事中所扮演的，其实都是“智慧老人”的角色，主人公在他们的启示下，找到了治病的奇方和开发自然财宝的奥秘（让枯井出水，水中鱼鳖吐珍珠等），并以此来帮助他人，获得好报。这样，主人公的“求好运”，就不是简单地寻求命运之神的庇护，而有了更积极的意义。
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重土安贫”的传统观念长期被广大农民所因袭。可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迈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才掀起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以改变自己在乡村世代受穷命运的新浪潮。联想到民间早已盛传的“求好运”故事，从其间所蕴蓄的不畏艰辛出远门寻求好运的强烈意愿，不就是这些新时期农民在神州大地奋力求福的精神内核么？
2.“求好运”故事的另一个突出主旨是“代人问事获好报”，不论是出门求好运，还是寻宝物娶媳妇，主人公在旅途中都是热心接受他人的委托，毫不犹豫地把别人托付的事放在前头，结果在别人的酬报中自己也交上了好运。这类故事多篇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做好事不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方便人”为题，并以“单行”或“端行”作为象征性的人名，都是为了突出故事的主旨。穷小子出门到远方去寻求幸福或好运道，他不是靠损人利己而是在乐于助人赢得他人酬报中使自己也受惠得福，作品中鲜明地贯串着同舟共济、和谐得福的崇高思想。我在研究这个故事的过程中，鄂西农民陈朝文曾热心提供了一个当地流行的石印宣讲善书本子《方便美报》给我，主角虽然由穷小伙子改换成了富家落难公子，其主体情节仍是在自己逃难旅途中热心帮助家有哑巴女孩和怪异鸡犬，以及修炼千年不能腾飞升天的老龙，向佛祖问事，将答案告知当事人，得宝物酬报而成为“进宝状元”，终于时来运转。文本中写道：“岂不闻与人方便，就是与自己方便，行好终须好，作恶有恶报。”具有浓厚伦理教化特色的宣讲“宝卷”或“善书”的活动，明清以来在中国城乡曾盛极一时，《金瓶梅》中就有生动叙说。民间一直持续不断，湖北的“汉川善书”近年还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中。“求好运”故事改编成《方便美报》善书体裁，以另一种更富有道德教化色彩的体裁向大众普及，更增强了它的社会文化价值。
不屈从于世代受穷的命运，坚韧执著地走向广阔天地去寻求好运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在先人后己热心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幸福。这个在中国各族民间口头传承久远，充沛滋润大众心田的“求好运”故事，难道不值得我们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行囊”之中而倍加珍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