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口头流行的1641型故事,以《梦先生》为代表,主人公吹嘘自己“做梦能预卜先知”,偶然巧合中得到应验,便交上好运。下面以山西朔县著名故事家尹泽讲述的《梦先生》为例,主人公叫“四蛤蟆”,因没有什么本领,原先被亲邻瞧不起,有一天在山里闲游时看见一匹马,便随手把它拴住了。正好老岳父到处寻找这匹马,听说女婿做梦灵验,把他请去,大吃大喝一顿之后睡了一觉,说梦见马在山里,岳父照他的话派人去寻,果真如此。从此“梦先生”的名声就传扬开了。接着发生了更惊险有趣的事:

县官无故丢了一颗印,是叫衙门汉耍了,又请来梦先生,赁了一幢院子,好吃好喝款待哩。他吃饱了,睡在那里梦不见,为难地说:“不是张三,就是李四!”

这两个衙门汉,可巧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早听说梦先生的大名,偷听哩。一听梦先生说,两个进来,一往下跪,讨饶说:“先生,是俺俩偷了,饶了哇。”

“放在哪里?”

“老爷庙供桌底下哩。”

相跟上去了,一寻在哩。张三、李四怕人再偷走,看了一黑夜,第二天,县官问:“梦见了没?”

“梦见了,在老爷庙供桌底下哩。”

去了,真的。取回来,越发出名了。

朝里丢了宝珠,下了榜文,谁要能寻见,许亲皇姑,他就扯了榜。主公问:“你能寻见宝珠?”

“能,我会梦。”

给他寻了个安静处,他梦哩。梦,梦,天明了,没梦见,肚子也饿了,一往起爬,进来个官人,问:“梦见了没?”

他饿了,说:“先拿饭来!”

可巧这人叫范来,一往下跪说:“不用说了,宝珠是我偷了。”

“在哪里?”

“在楼上第三沟瓦,瓦底下压着哩。”

“你引上我去看看。”

引上去了,取下来叫他看过,又放上,说:“那可不能动!”

“我不动。”

第二天,主公宣他上殿问:“梦见了没?”

“梦见了,在楼上第三沟瓦,瓦底下压着哩。”一寻,寻见了,主公传出圣旨:“许皇姑!”

皇姑不愿意招他,在匣匣里装了四只蛤蟆,用七层黄表纸裱住,说:“你猜我这里头是啥,猜住了咱们就是夫妻,猜不住,我上殿奏本,斩你!”

他怕了,双手一拍匣匣说:“四蛤蟆,我今天就死在这个黄匣匣!”

皇姑说:“呀!有才能,许了亲哇!”

两人要成夫妻,他有了女人,怕犯欺君之罪,洞房花烛夜,吓得偷跑了。

尹泽老人对于在旧时代和他处境相同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寄予深深的同情。他使用的口语既朴实又富有光彩,叙述事件过程时砍头去尾极为简明,却抓住人物对话,用心刻画他们的神态与心理,使之栩栩如生。作为喜剧性故事的独特趣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将藏族的《猪头卦师》和汉族的《梦先生》相比较,“神奇预言因巧合而应验”的核心母题,以及情节由乡村向官府乃至京城逐步扩展的叙述模式都惊人地相似,它们之间显然有着内在关联。由于处在同一民族大家庭之内,伴随经济文化联系而来的藏汉民族之间口头文学的交流十分频繁,用直接交流影响来解释这种一致性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猪头卦师》和《梦先生》作为两个不同类型,各有其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前者的主人公为牧民,故事依托打猎,喝酥油茶,晒牛粪饼,孩子脖子上挂“灵魂玉”,卦师用猪头祭神卜卦等生活文化场景展开;后者则以农民为主人公,以农耕生活为背景(用蛤蟆给人物命名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做梦来构造故事,两者的生活与艺术情趣各自有别。占梦这种迷信,在中国由来已久,占梦以灵魂可以离开人的肉体,在鬼神导引下外游这种古老观念为思想基础,“梦之所以能进行占卜,就是因为梦是‘天神’之所‘告’,因而梦象包含着神意,梦象即是吉凶之象”[17]

占梦术于近现代虽已衰落,在民间却仍有深远影响。汉族《梦先生》故事中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占梦活动,但它以占梦这种古老迷信习俗为背景来编织故事,便显出了它独特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