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湖搜集整理革命歌谣是我从事民间文艺的开端”

我小时候生活的湖北沔阳（现在的仙桃市），是江汉平原的乡镇。我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正规的初中只读过一个学期，主要是在私塾读书，生活在乡村里边，听了很多故事。那里民间文艺很丰富，比如演皮影戏、花鼓戏，讲民间故事，这样一些群众性的表演活动很多。当时还没有收音机，没有电影电视，但这些传统的民间文艺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我小时候很喜欢听故事，这对我后来研究民间故事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950年就读沔阳师范学校（曾经改为洪湖师范学校），那是个老革命根据地，当时搜集发表洪湖革命歌谣成为风气，因为这些老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很发达。我被抽调去办改革土地展览会，组里安排我把革命歌谣搜集起来，一方面是为了展览，供大家参观；另外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喜欢民间文学，并且实际地进行了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我现在还保存着1953年的一个红皮笔记本，那里面记了几十首搜集的民歌。后来我把两首民歌寄到《说说唱唱》上发表了。

因为是读私塾出身的，我的数理化基础比较差，语文基础好。在那种气氛下，我开始接触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有关理论，当时读到的第一本书就是钟（敬文）老编的《民间文艺新论集》，我现在还保存着这本书，那是我的民间文学启蒙教材。

在洪湖搜集整理革命歌谣是我从事民间文艺的开端。除了在《说说唱唱》发表两篇歌谣以外，我还在1952年10月1日的《湖北日报》庆祝国庆专栏里发表过一篇《洪湖渔民的歌声》。把搜集的歌谣不仅作为歌谣发表，还把它写进散文，也搜集过一些故事在一些散文杂志上发表过。1953年，中师毕业就保送到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上大学。当时没有民间文学这门课程，但有个这方面的老师，教我们自学民间文学。这个老师叫何奇雄，他不是钟老的正规研究生，是进修生。他进修回来后还没开民间文学这门课，但成立课外学习小组时由他辅导我。

1956年，中央号召青年学生向现代科学进军，很多青年脱颖而出，包括李希凡、蓝翎。我在学习钟老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著中，知道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是有区别的，和作家文学表现个人思想感情的风格不一样，必须保持民间文学的原汁原味，贴近它的本来形态。当时，报刊发表的民间文学有的比较忠实于民间文学的面貌，有的改头换面。所以我就发表了《慎重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那篇文章，受到大家的关注。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支持我的，一种是反对我的。跟我思想相同的是刘魁立，他当时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他比我的观点更激进，主张按照苏联民间文学的要求，对口述记录一字不动。我那时候还不懂得这些，只是依据我搜集洪湖民间歌谣中的体会，觉得要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原来的风格。当然意见有点粗浅，但基本的方向是对的。20世纪80年代，我到省里去编中学课本，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得知，我批评讨论的那个作品是叶圣陶先生改写的。后来，我就这个事情也进行了反思，写过一些文章。我主张慎重整理是对的，这个思想后来也为民间文艺研究会所吸收。但我的观点还是有片面性，民间故事也是可以改编或再创作的，我把整理和改编混淆起来，没有把学理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