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故事（民间童话）的构成及其演进
在国际故事分类体系中，最大的一块是普通民间故事，日本学界称为“本格昔话”，其中又大体区分为幻想故事与生活故事两大类。这一分类法被中国民间文艺学界所吸取沿用至今。但中国的这两类故事不论在微观和宏观上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
1.幻想故事主要系列。
幻想故事的流行是世界性的，中国这类故事在古代称为“志怪”，“五四”以后长时期被有关学人叫做“民间童话”，还有叫做“魔法故事”或“神怪故事”的。它们在中国各民族的口头文学中数量最多，内容与形式最为丰富多彩，也最受民众喜爱。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统计数字，《满族三老人故事集》将李马氏、佟凤乙和李成明这三位辽宁满族故事家所讲故事的品类作了统计，他们讲述的写实性故事共105篇，而幻想故事却有123篇（神话、传说共76篇除外）。幻想故事竟占了压倒优势，可见其在口头文学中的重要位置。
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收录幻想故事类型达200个。金荣华依据四川、浙江、陕西三部故事集成所作的类型索引，提取幻想故事类型约80个。我们这部书选取流传范围较广、内容与形式最具代表性的六十几个类型进行具体解析。
民间叙事中的神话、传说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幻想性，但神话是以神为中心，在人类原始文化背景上展开叙说；传说是回顾往昔，以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活动为中心结构故事。就民间故事而言，不论幻想性或写实性体裁，均以叙说普通民众的生活境遇和愿望为特征。所谓幻想故事并非构造纯粹的虚幻境界，而是驰骋想象，将神奇因素引入普通民众生活，编织闪耀奇光异彩的美妙故事。借用鲁迅论童话体裁的话来说，即“幻想与实际混合”。它是幻想故事构成的基础，也是我们从方方面面研究幻想故事的出发点。
国际学人对幻想故事类型的个案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宏观体系，AT分类法将神奇故事划分为“神奇的对手”“神奇的亲属”“神奇的难题”“神奇的帮助者”“神奇的宝物”“神奇的法术”“神的赏罚”等几个故事群，在分类上自然也是一种可贵的尝试，但失之笼统，又难以避免重合交叉，更难于适应历史文化背景有别的不同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
就中国幻想故事而言，历代志怪笔记小说已有一些粗略归类，如宋人编撰《太平广记》，所辑录的神怪故事材料，就有男女“神仙”及“道术”共80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妖怪”及“精怪”共15卷，还有“虎”8卷，“狐”9卷等；元代成书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也按“神仙”“报应”“怪异”“精怪”“灵异”等门类来辑录材料，明显承续《太平广记》而来。在现今口头文学中，辽宁满族故事家李成明将自己熟悉的民间故事（以幻想故事为主体）分为“三界六景”，三界是：星星、月亮、天神、仙女为上界，人间为中界，鬼灵、阴曹地府为下界；六景是：山中动物精灵为山景，水中龙王和鱼鳖虾蟹为水景，还有花草景、树林景、禽鸟景、家禽景。上述分类自然都很不严密，其范围也不限于狭义的民间故事，但从中却展现出中国幻想故事传承的一些总体特征。
参照国际分类体系及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上构成的这类故事的民族特色，我们把中国幻想故事大略分成：神仙与人，神奇婚姻，鬼狐精怪，神奇儿女，魔法和宝物等五大类。现分述如下。
（1）以超人的神佛仙道为重要角色介入人间生活而构成的故事，有“求好运”“请穷神”“烂柯山”“渔人遇仙”“神仙增寿”“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撵城隍”“城陷为湖”“井水当酒卖”“天雷打恶媳”等类型。这些被民众赋予神圣光彩的角色包括如来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阳神、雷神，以及山神、龙王、城隍、土地爷、灶王爷，还有张天师、八仙等等。他们大多来自民间的佛道信仰，既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又是人们亲近的朋友和导师，常常帮助人们解脱危难，主持人间正义，惩罚社会邪恶。但他们的帮助并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必须百折不挠，历尽艰辛，才能在遥远的地方找到他们，或者是主人公某种善良崇高的行为感动了他们，才获得他们的援救与奖赏。因而获得这些神圣力量的帮助，并不意味着主人公形象的软弱消极，实际上是主人公优良品格的一种转化；一旦故事里的主人公失去这些优良品格，神和仙人就会离开他们，甚至招来惩罚。一位得到八仙帮助，“井水当酒卖”的酒店老板娘子，因贪心不足埋怨没有酒糟喂猪，后来遭仙人唾弃立刻回复贫困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还有以“偷听话”为核心母题编织的“两兄弟”“两老友”故事，只是设置了一个动物精灵向山神报告人间秘密的神奇环境，让两位主角偶然闯入，由其自身作为造成大快人心的善恶报应，构思更为巧妙。也有像“撵城隍”这样的故事类型，叙说人们对神权的抗争与蔑视，闪耀着可贵的英雄主义光芒。正是由于民间故事在驰骋幻想时，总是遵循着自己面向社会人生的叙事逻辑，由此将口头文学家的褒贬爱憎情感蕴含其中，才具有引人入胜并发人深思的魅力。幻想故事在以民间信仰为背景的同时又能超脱信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2）鬼狐精怪是另一类神奇力量和幻想形象。在人类原始文化背景上，由于受“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观念的支配，认为自然界的鸟兽虫鱼，乃至山石草木，都具有人的灵性，能成精作怪，便在口头文学中形成一系列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动植物精灵形象而传承下来。中国早在魏晋时期的众多笔记小说中，就有关于“百岁鼠化为神”“千岁之鼋能与人语”“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等等记述[7]，民众口头盛传各种精怪故事。我们在唐人戴孚编撰的《广异记》中，就读到来自口头的狐精故事33篇，虎精故事16篇，蛇精故事11篇，其精美形态和现今民间口头传承的同型故事相差无几。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体系中均含有“动物故事”，这些故事中的动物角色虽保持着它们本来的形态习性，又被人们赋予超自然的灵性，在故事中扮演着人类的角色，如复仇的蛇，报恩的虎，救护主人的猫狗等。它们实际上也具有动物精灵的特点。由于尚未化身为人，故事学家通常仍然把它们置于动物故事系列之中。这样，我们所讲的动植物精怪，便特指那些具有变形能耐，能够化身为人并参与人类生活的神奇动植物形象。
神和仙人在故事中大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少数情况下，也有以对神的揶揄嘲弄来表达民众的叛逆心声的。动物精灵形象具有两重性，在传统意义上它们多扮演祸害人类、与人为敌的邪恶角色，由此构成的故事类型有“云中落绣鞋”“狼外婆”“中山狼（瓶中妖怪）”“孩子和山妖”等。从这类故事的早期形态看，精怪肆虐，惨烈可怖；现在口头流传文本则大多以主人公战胜妖魔获得大快人心的结局为特征，在相互较量中突现主人公（以少年居多）的勇敢智慧与谋略。故事中的蛇妖、狼精、山妖、水怪等等，最初本是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界异己力量，后来在口头文学中被赋予社会属性，成为压迫者和邪恶势力的象征，相关故事也就具有了概括反映民众进行社会斗争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的丰富内涵。凶恶的狼精装扮成和善的外婆来诱骗天真幼稚的孩子，显然只有联系社会斗争中的复杂情况，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故事的深刻含义。
比较起来，人们自然更乐于讲述动植物精灵与人友善，帮助人们解脱危难实现美梦的故事。东北地区流行的“人参娃”，讲述千年人参幻变成红衣小孩成为好心挖参人的朋友并帮助他们致富，就是这方面优美动人的佳作。
（3）许多可亲可爱的动植物精灵，更多地出现在“异类婚”或“神奇婚姻”故事系列中。其类型构成有以男性为异类的，如“蛇郎”“神蛙丈夫”；更多的则以女性为异类，如“天鹅处女”“田螺姑娘”“龙女”“蛇妻”“虎妻”“狐狸媳妇”“鱼姑娘”等。男女情爱既是民间故事永恒主题之一，其叙事形态又富于变化而显得多姿多彩。“蛇郎”故事的构思是以蛇郎的变形来象征男性境遇的突变，由此将两姐妹的美丑性格作鲜明对比；“神蛙丈夫”中的青蛙，就其由卑贱丑陋遭人歧视的异类，转化为富有英俊的王子而获得女性青睐的故事线索而言，和“蛇郎”有其相通之处。但它着重表现的是青蛙求婚时在哭笑之间能使山崩地裂的巨大能量，以及最后蛙皮被毁，追求人间幸福的美梦遭到破灭的悲怆结局，从而使两个故事的内涵明显有别。至于在异类充当女性角色的那些类型中，女方主动以身相许，大多出于对勤劳善良的小伙子的报恩或对人间夫妻生活的追慕，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但每个类型又各具特色，以“女强人”姿态出现的龙女和性情温顺围着灶台打转的田螺姑娘形象构成鲜明对比；天鹅或孔雀仙女因受天国戒律约束而不得不飞返故国，蛇妻因丑陋原形被人窥视而难以在人间立足，两者的意趣迥然有别。鱼姑娘故事中有丈夫浪子回头的穿插，虎妻故事中有女主人公兽性复萌招致家庭毁灭的叙说，象征性地展现出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复杂情态。笔者曾经认为，在中国民间歌谣中，最优美动人的是情歌；那么，也可以说，在民间故事中，凝聚着充沛情感与想象而最富于魅力的，就是这些浪漫主义的爱情故事了。
在鬼狐精怪故事中，关于鬼的故事值得特别提起。中国文化中的鬼有多种类型，楚辞《九歌》中的“山鬼”，《吕氏春秋》中的“奇鬼”，以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鬼”，实为以自然界某种特异动物为原型，又被人们赋予神秘特性的角色，不在我们考察之列[8]。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以“人鬼”为角色的故事。按《说文》：“人死归为鬼”，又《正字通》：“人死魂魄为鬼。”民间信仰中，出于对死亡和冥间的畏惧，便赋予鬼的形象以阴森恐怖危害人间的特征，正如《说文》所概括的：“鬼阴气贼害。”口头文学家以这种信仰为背景，却又突破世俗流行观念，编织出许多意趣深远的鬼故事。其主要类型有“捉鬼卖鬼”，以诙谐有趣的情节表现人们不怕鬼的豪迈情致。还有“渔夫和水鬼”“鬼妻”“鬼母”等等，鬼的形象均扮演着正面角色；曲折婉转的情节和含蓄的喜怒哀乐之情自然来自世俗人间，但因缘“鬼”而发，故事情节借助于同鬼信仰的强烈反差而显得分外奇特感人。和其他国家幻想故事相比，中国的鬼故事似乎内容与形式都格外独特别致。
幻想故事中还有“神奇儿女”和“魔法、宝物”两个系列，其中的主人公或由于先天生成的怪异形体，或由于后天获得的神奇宝物、魔法与技艺，从而成为无所不能的强者，在人间创造出种种惊世骇俗的功业。
（4）其中“十兄弟”“枣核儿”“黑马张三哥”这几个类型，均以怪异儿为主人公，他们生来或躯干高大如巨人，或体形小巧似枣核，或人兽合体马头人身；怪异形体生出超人能耐，他们便在对邪恶强暴势力的斗争中所向无敌了。
（5）另外一些类型，如“龙子望娘”“猎人海力布”“早发的神箭”“头上长角的国王”“神木鸟”“打开山洞的宝钥匙”等，其中的主人公并无与生俱来的神异特性，只是由于偶得宝物，误吞宝珠，修炼法术，通晓某种秘诀，便能化身为龙向压迫者复仇，可听懂鸟言兽语预知人间灾祸来临，用宝钥匙打开藏宝的山洞，或造出“神箭”差点射杀了残暴的国王等等。他们借助神奇宝物或魔法的帮助而成为在人世间创造奇迹的英雄。
关于宝物、魔法的幻想，同民间道教信仰有着一定关联。道教神秘信仰中就有使用法器（宝剑、令牌等）和禁咒、符箓以降妖伏怪的内容，它们常转化为故事情节。但作深入考察后就可发现，这些宝物、魔法幻想中，包含着人们渴望揭破大自然奥秘，控制自然力和主宰宇宙的可贵精神。有的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幻想。能飞越千万里直达皇帝宝座的“神箭”，所表达的不就是关于远程火箭的幻想么？至于那只完全由匠人巧手高艺造就的“神木鸟”，由中国古代《鲁班造木鸢》的传说及风筝制作工艺生发而来，更是一则闪射异彩的科学幻想故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以上类型，都是神奇幻想在故事情节构成中占优势的，还有许多作品以现实的人物事件为叙述主体，只是楔入某些幻想因素推动情节发展，如《斗谷三升米》中卜卦人的三句话，《当“良心”》中的金娃娃，《张郎休妻》中女主人公离家出走的坐骑等，我们就不把它作为幻想故事来对待了。
2.神奇母题的历史根源。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已出各卷，选录的各族幻想故事百花竞艳，美不胜收。许多地方的编者都注意到它们的特色与价值，并作了精要的论评。如四川卷就在《前言》中写道：
四川人民在长期生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既有阶级和阶级压迫的苦难，也有原始习俗、原始信仰的遗留。苦难的现实生活使人们执着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和美好事物的向往，人们认识到现实的苦难是由贪婪和残忍造成的，便对它产生了强烈憎恶的感情。沉淀下来的原始习俗和原始信仰在这里作为幻想的桥梁，把现实和理想联结起来了。陷于苦难中的善良的人，在神灵事物的帮助下，战胜了压迫者，得到了幸福和美好的生活。用民间语言艺术的形式反映人们这种精神活动的便是幻想故事。这类故事有离奇曲折的情节，有对优美的善良的人性的赞扬，有对人性丑恶的鞭挞。它是人民是非观、道德观的形象化，是人民憧憬和期望的心声。[9]
故事中的神奇幻想由人们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激发而成，并非完全脱离实际的想入非非，这是就它的现实生活基础而言。同时它又和民间传承久远的某些古老习俗、原始信仰有关，成为联结幻想世界（理想境界）与现实世界的桥梁。进化论人类学派的学者，把故事中那些具有原始文化烙印的幻想情节和形象，均看作是野蛮习俗信仰的遗留，由此推导出了贬低民间创作的结论。笔者早就指出，“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人们借用来进行艺术虚构的一种幻想材料，在古老的躯壳中，已注入新的生命”[10]。随着民间文艺学的进展，把故事中的神奇幻想看作“有意识的虚构”，并非纯为民众心头“根深蒂固的信仰”，现已成为诸多学人的共识。
但这样说还有些笼统，按照俄罗斯著名学者普罗普对神奇故事历史根源所作的研究，故事母题同古代原始习俗、信仰之间的关联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对应，二是重新解读，三是从相反的意义上转化[11]。
（1）就中国民间故事实际状况而言，“直接对应”有许多常见事例。以神佛仙道为救助世俗民众的正面主人公，就是受佛教道教长期熏染，与其信仰直接对应所造成的。另外，青蛙少年和蛇郎以神奇美好姿态进入幻想故事王国，同许多民族崇拜蛙蛇的古老信仰背景显然也有着密切关联。但这些幻想形象由民俗信仰领域进入口头叙事艺术领域，不仅姿态更鲜活，它的象征意义也有所变化，从而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今天即使是思想观念再封闭僵化的老奶奶，当她津津有味地讲述《蛇郎》故事时，也决不会真的要身边的女孩子去嫁给一条蛇，她也会懂得蛇郎只不过是现实生活当中一类男性的象征罢了。因此，在后世故事里，即使是同传统信仰直接对应的那些幻想形象，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完全看成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
（2）关于“重新解读”，仍以《蛇郎》为例。由于人类文明演进，在近现代文化背景上，人们对蛇丈夫的形象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异文，说蛇郎原本不是一条蛇，而是被邪恶的巫师施魔法变成了蛇，后来获得一位少女的纯真爱情又回复本相。在《狗耕田》故事中，那条创造奇迹的狗本是神犬，这一原型的出现同对狗的动物崇拜有关；现今的一部分口头讲述文本却参照马戏团中的驯兽情景，说小狗拉犁是聪明弟弟用食物引诱的结果。人们对故事母题中所包含的原始文化成分给以新的合理解释，丰富和改变了它的内涵。
（3）故事母题同原始习俗、信仰的另一种关联形式就是“转化”。《李寄斩蛇》中，在原初“土俗”中，对那条山中大蛇，乡民除“祭以牛羊”之外，还送童女献祭，显然是把它作为“蛇神”来崇拜信仰的。后来李寄以超群的智勇斩除大蛇获得举国嘉许，它就转化成祸害人类的“蛇妖”了。这种情况在中国近现代民间故事中十分普遍。例如民间信仰中的许多神圣偶像，从玉皇大帝到灶王爷，从如来佛到张天师，固然大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却又常常在故事中扮演可憎可笑的反面角色，由此表达出乡野小民的叛逆心声。在“斗阎王”“撵城隍”这两个类型中，掌管人间“生死符”的阎王爷，被谎张三一类凡夫俗子捉弄得无可奈何；享受一方百姓香火的城隍爷，因不称职被百姓撵走，由一位凡人取而代之，鲜明地表现出神权在民众心中的衰落趋势。“仙女救夫型”故事中有几篇异文，讲到李老君的妹妹或张天师的女儿钟情于一个普通小伙子，遭父兄横暴干涉，最后与之斗法决裂，终获团圆。两位道教信仰中的偶像，在口头文学中都被拉下神圣祭坛，转化成不光彩的角色，作为现实社会中封建邪恶势力的象征。另一方面，被传统信仰视为祸害人类妖魅的鬼狐形象，却常常被口头文学家作为通情达理、可亲可爱的男女角色来称颂，被叫做“蛇仙”“狐仙”。中国神奇幻想故事的角色和母题同传统信仰相背离或者向相反方面转向的这种情况如此突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它不仅是口头叙事艺术追求引人入胜的新奇意趣所致，也表现出作为故事传承主体的各族民众“离经叛道”意识的觉醒。
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神奇幻想故事中的“龙王龙女”“煮海宝”“生死棒”等，在近现代产生的生活故事和笑话中，却转化成了机智人物哄骗财主的精致谎言。这些都是神奇幻想角色和母题随时空变换向其反面转化的例子，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使然。
3.道教信仰与中国幻想故事。
以上所述幻想故事同民间传统信仰的关联，是从探寻这些故事中神奇幻想的历史根源及其演变来说的。下面再说一说中国特有的道教信仰对幻想故事母题及类型构成的影响。笔者曾在《道教信仰与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世界上每个民族，似乎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一个是心灵创造的幻想世界。中国道教按照自己的学说，构筑了一个颇为生动完整的神秘幻想世界，它既是人们的信仰，又深刻影响着各类民间叙事文学的创造和演变。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是统摄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虚无玄妙之物，修炼得道即可长生不死，飞升成仙，并能通达宇宙奥秘，成为无所不能的强者。神仙就是得道者，他们成为神秘幻想世界的中心。就整体而言，这个神秘幻想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是玉皇大帝及其配偶王母娘娘，其左右有太白星君、天兵天将、日月北斗诸神、风雨雷电诸神等；掌管其他领域的神，幽冥地府有酆都大帝，水里有龙王，山里有山神，地面有城隍、土地、财神及闲游浪荡的八仙；居留千家万户的有门神、灶神等等，还有众多的鬼怪精灵混杂其间。能够沟通这个神秘世界与凡俗世界的是道士，道士扮演着半人半神的角色。有的著名道士如张天师，甚至直接受命于玉皇大帝，具有支配人间众多神秘力量的巨大神通。
天宫居住着众多的天仙，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得道成仙特别是成为天仙，是修道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动植物年久即可成为精灵，幻化成人形。这些自然界的精灵如逞凶作恶就会被视之为妖魔，受到惩处，道士的主要职责就是对付在人间威胁着普通民众的各种妖魔鬼怪。它们如按道教学说进行修炼，再加上给人们行善造福，也可以在完全化身为人的基础上得道成仙，位列仙班，进入道教设想的最美好境界。“仙道贵生”，在道教神秘幻想中，贯穿着珍爱生命和现世生活，渴望发挥人的潜能以创造奇迹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道教构造的这个神秘幻想世界，既是中国旧时代现实社会结构的投影，也是一些道教哲理的形象体现。中国民间口头传承的许多神奇幻想故事尽管故事情节变化多端，却常常受着上述结构模式的支配，从而和他国故事显出巨大差异。[12]
关于吸收道教信仰的实例，大体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有些故事在口头传承中因吸收道教信仰，它们所包含的母题发生变异染上一定的道教色彩。如由动植物精灵幻化而成的女子，原本属于“精怪”世界，因她们在故事中以修炼得道的正面角色出现，便成为“仙女”。按国际惯例，人间善恶本应由宗教殿堂里的神圣权威来裁定和赏罚，然而在吸收道教信仰的中国故事里，几乎每一位“神仙”都可出面赏善罚恶，而修道者经多年修炼得来的“仙丹”，就是最为神奇的宝物；至于道术中的画符、念咒和“做法事”，借用在故事中即成为威力无比的魔法。这些枝节上的变异情况十分普遍，因它们的基本情节结构未变，仍可作为一般幻想故事类型来看待。
另一种情况是借助道教神秘幻想，创造新的故事类型；或增添新的情节单元，由新旧复合产生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类型。以下10个类型是较为著名的。
（1）水鬼与渔夫型：水鬼与渔夫交友，渔夫一再破坏水鬼“找替身”的计划，最后水鬼因积德行善而受玉帝褒奖，迁升为城隍或土地。
（2）彭祖型：彭祖有道，长生不死，阎王令小鬼前往拘拿，每次均受彭祖捉弄，狼狈而归。也有讲彭祖因受妻子之累而被捉走的。
（3）卖鱼人遇仙型：卖鱼人偶遇仙人，仙人赠宝珠（仙丹）一颗，可使腐烂之鱼变得鲜活，他从此发家致富。恶人夺珠受惩罚。
（4）三句好话型：勤劳善良的主人公偶遇仙人，仙人送给他三句应急话语，他一一照办，全部应验，每次均逢凶化吉。
（5）凡人学道求仙型：两个青年人访道求仙，一人意志坚定，乐于助人，能克服种种私欲的诱惑，终于获得成功；另一人因意志薄弱，缺乏仁慈德行而失败。
（6）樵夫观棋遇仙型：一樵夫入山砍柴，观看仙人下棋。他在仙山只停留了半日，下山时人世间已过去五百年，他无家可归，再次入山修道。
（7）井水成酒型：一仙人来酒店饮酒，为答谢店主的盛情，使法术将井水化作美酒，店家因而致富。女店主后因贪得无厌受惩罚，井水恢复常态。故事中的仙人题诗一首以警戒世人：“天高不为高，人心比天高，井水当酒卖，还嫌没酒糟！”
（8）法师舍身斗龙型：一法师（道士）为民除害，下水和恶龙争斗，因徒弟未及时将法器（令牌、宝剑之类）送交手中因而招致失败，或双方同归于尽。
（9）学法造反型：主人公拜师学道，企图掌握某种神秘法术（神弓神箭、竹人竹马等）夺取皇帝江山，改朝换代；因某些细节上的疏忽而前功尽弃，饮恨千古。
（10）两法师斗法型：本地法师（道士）与外来法师斗法，不是变形争斗而是以神秘武术、气功、禁咒来伤害对方。本地法师受到致命伤害后使出最后一招，亦置对方于死地。
道教信仰对民间幻想故事的渗透之所以如此巨大深远，其主要原因在于：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不仅为汉族还为20多个少数民族所信奉，在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吸纳了中国固有的原始信仰和神秘文化，还同中国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息息相通。“人间有帝王，天上有玉皇”，按封建社会的结构模式来构造以玉皇大帝为首的鬼神谱系并为大众所认可就是一个明显事例。
近年金荣华先生就四川、浙江、陕西卷本所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之一在丁乃通索引基础上新增列的45个类型中，有好几个幻想故事类型，如“植物和物品变成的妻子”（433D.1），“私心造桥人变驴”（751B.1），“天雷打恶媳”（779D），“神仙难医筲箕鼓”（1831A），也属于上述吸纳道教信仰而产生的新类型。
民间故事的特质在于它的世俗性。以上诸例，并非纯粹的宗教故事，而是融宗教性、世俗性于一体的地道的中国民间故事。它所包含的母题、母题排列组合的方式及其象征意义都颇为独特，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上。它的个别母题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就整体而论，很难楔入“国际标准类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曾把“学法造反型”中的“早发的神箭”归入AT592“荆棘中舞蹈”这一型式之中，其实中国故事和该类型欧洲故事之间，只有“神箭”与“魔笛”这两样东西的神奇功能相近似，就整个故事而言很难归并到一起。
在道教信仰背景上流行的中国民间故事，不仅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类型，还由此带来了新的叙事风格和艺术魅力。正如笔者在《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的道教色彩》一文中所初步揭示的：“吸收道教影响的中国民间叙事作品，不仅具有超凡脱俗的神奇幻想，还以景象壮阔、意境幽玄、情趣丰富，透出一种雄健幽深之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