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芬兰学派运用历史地理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类型，特别注重对故事生活史的探寻。汤普森曾经对这项研究的要点做过如下说明：
一个研究者使用这种方法力求达到的最根本目的，莫过于完全弄清楚某一特定故事的生活史。
他希望通过分析不同异文，研究有关历史地理因素，运用一些众所周知的关于口头传播的事实，找到该故事原型的某些东西，并能较合理地解释该故事在依次产生的所有的不同异文时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还将指出它的原型产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它所发生变化的原因。[12]
这项研究要求搜求大量异文，异文越多越好，然后就这些异文所含历史地理因素进行精细剖析，构拟出它的原型，推断出它产生的时间、地点。再将原型同已有异文相比较对照，看出它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演变状况。这样，就可清理出一个故事类型的生活史了。
欧美学者运用上述方法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既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对其结论的可靠性也有不少非议。由于它是以广大时空范围之内所有故事异文发生的一元论为理论前提的，这就不能不受到人们质疑；加上它对异文数量的要求特别严格，而且认为故事传播就像投石入水激起的水波扩散那样来实现的，如缺少某一道波纹的异文就无法自圆其说，这样，人们就觉得这一方法过于繁难而较少尝试了。
但我们改进这一方法予以合理使用，以追索故事类型生活史还是有积极效用的。笔者在撰写《中国民间故事史》时，就尝试勾勒了十几个贯通古今的故事类型的演变史，如“有虞二妃”“白水素女”（田螺姑娘）和“叶限”“田章”等。在主持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时，也把这作为对有关故事类型进行解析的一个侧面。例如“渔夫和水鬼”这个故事，最早是在湖北丹江口市伍家沟村故事中发现了一篇《替鬼报仇》，而这篇口述故事又和《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引起人们极大注意。汪玢玲在《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一书中，曾揭示出《王六郎》这篇鬼友故事，和清人张泓《滇南忆旧录》所载《成公祠》的主题思想基本情节相同，二者同源。由此断言，蒲氏“在原传说的基础上提炼了情节”，“适当加工润色，使作品既保持民间韵味，又典型化了”。我主编《中国民间类型研究》一书，请顾希佳撰写这个类型，他对中国古代故事资料有深厚积累，发现这样的鬼友故事，在宋元明清的笔记小说中共有20余例，其中宋人记录的《黄裳与水鬼》为其雏形，已出现“水鬼找替身”的核心母题。后世又演变出“渔夫劝阻”亚型7例，“水鬼仁慈”亚型6例。它们均同民间的水鬼信仰密切相关，但随着历史的进展，水鬼形象更富有人情味，人鬼之间的友情也更见亲密。由此可见，蒲松龄笔下的《王六郎》，并不一定是他依据《滇南忆旧录》中的水鬼故事提炼加工的结果，而很可能他所依托的正是清代民间信仰和口头文学中的一种流行文本。这里我还想补充说一点，渔夫和水鬼故事不但为蒲松龄小说所吸取，还被清代佚名作家作为长篇通俗小说题材，写成《鬼神传终须报》，后略加改变，又成为另一部长篇《阴阳显报水鬼升城隍全传》，“鬼有三德，后升城隍，巡江查案，受封河道”，涵盖了民间口头叙事基本情节而更加丰富。由此可以断定，伍家沟故事村流行的穷汉和水鬼交友故事，其实是明清以来的一个流行故事，和《聊斋志异》所载并不一定有什么直接关联；只是贯串两篇作品之中关于人鬼交友的奇幻情节被今天的人们偶然发现，引起惊诧就是了。中国学界对“渔夫和水鬼”这一故事类型的研究，没有运用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去构拟故事原型，再据原型清理其演变轨迹，我想是基于以下两点。其一是它的口头异文数量，顾希佳已知虽达到80多例，可是按芬兰学派方法，还远远达不到覆盖中国广大时空领域的要求；更为重要之点在其二，芬兰学派所看重的是纯粹口头叙事文本及口头流传背景，而在中国民间文化生活中，口头传讲故事却是和民间说唱及戏剧演出，还有种种书面通俗文学作品的流传交织在一起的，后者对人们心灵的穿透力更为强劲。渔夫和水鬼故事，除被改编成通俗小说之外，据清人称还载于著名的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旁证”之类的通俗读物之中。伍家沟故事村位于中国道教圣地之一武当山脚下，上述故事连同鬼神信仰在这儿扎根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这类事例可以看出，单纯依据口传故事资料来构拟原型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往往不适用，须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变通，方能真正为我所用。
我考察过30多位中国故事讲述家的生平，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有机会接触书面文化成果。许多故事讲述家和民间歌师，常以自己拥有某种书面秘本而自豪，他们所受这些书面文本的影响较之同类型作品的口头影响更为强固。因此，我在《中国民间故事史》中，将“口头书面传承的交错并行”作为故事演进的主要特征之一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中国民间文学史，也涉及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中一个有待深究的重要方面。
清理许多民间故事的来龙去脉是颇为艰难而又极有意义的学术课题。我主张采取更切实有效的方法，不去就一些孤立的文本作臆想推断，而是从把握故事类型的源流入手，打破对纯粹口头叙事材料的依赖，立足于口头与书面相融合纵横交错的中国民间文化活动格局来审事立论。《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编撰，以及类型研究从微观到宏观、从浅层向纵深的发展，必将带动整个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大步迈进。
【注释】
[1]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又载入《中国社会科学年鉴》2004年卷，第24～29页。
[2]金荣华著《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三卷本，于2007年2月由台湾地区的中国口传文学学会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21部省卷本，《中华民族故事大系》16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及《中国民间故事全书》40册（台北远流出版社）三部大书中的故事，以搜罗宏富和对丁著编码的改进受人称道。
[3]［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4]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5]江帆：《“芝麻开门”的绵绵回响》，《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11～15页。
[6]［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206、209页。
[7]金东勋主编：《朝汉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47页。
[8]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简报“民集办字（910）第5号”。
[9]《中日民间叙事文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文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2001年4月编印，第46、51页。
[10]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
[11]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12]［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第517页。此处选用陈建宪译文，见《民间故事资料选》，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1989年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