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口头文学中的长工和地主故事数量极多，型式和风格也活泼多样，以上三个亚型是经过民众集体艺术智慧的锤炼，显得更为精致生动而最具代表性的。
它们在旧时代的广泛传播，曾给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以积极鼓舞和启示。一位河北唐山的老人赵信就对采录这类故事的人讲：“在旧社会，我们这些扛活的，最爱讲韩老大和五娘子整治地主的故事。我们讲这些故事，不是只为了开开心。我们有时也想，人家敢跟财主斗，咱们为啥就不能整治整治东家？所以我们也就算计开地主了。”[18]
这个系列的故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其社会政治价值受到特别的重视，有一篇专论指出：“它以强烈的爱憎、形象的语言揭示了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塑造了长工和地主的鲜明的形象，并以此在传统民间故事中独树一帜，至今仍然具有教育作用和艺术价值。”[19]
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对这类作品的评述难以中肯和深入，文章认为：“故事中对长工和地主的斗争的描写也不够积极和深刻。每篇故事虽然都以长工的胜利而结束，但是由于没有动摇和铲除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封建的政治制度，因此这种胜利都是暂时的而不是彻底的，都是部分的而不是根本的。”我们来阅读和研究这些故事时，“必须看到这种局限性”。严格说来，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没有它的某种局限性。但从“深刻描写”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的“彻底胜利”这一标准出发来指责长工和地主故事存在“局限性”和“消极性”，显然脱离了作为民间口头文学体裁之一的这些故事本身的特征。
长工和地主故事属于写实性的生活故事，故事里的情节和细节均从长工日常生产生活中提炼得来，而又经过大胆的夸张和虚构，渗透着农民讲述者强烈的爱憎情感。身受压迫欺凌的长工，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以自己的丰富智慧来压倒刻薄狠毒的地主老财，有效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痛快淋漓地发泄出对压迫剥削者的愤恨。这些斗争的胜利只能是象征性的，不可能导致农民的“彻底解放”，但故事却以主人公机智勇敢、积极乐观的精神激励着旧中国的农民在艰难困苦中走了过来，投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洪流中迎来了自己的翻身解放。
在旧中国的民间文艺生态中，还有一类同样普遍流传、深受民众喜爱的作品，就是“长工歌”，其代表作是《十二月长工调》，现录陕西的一首以资比较：
正月好唱正月中，背起包袱去上工；家里没有三石谷，只得给人当长工。
二月好唱二月中，提起我家一场空；青黄不接实难熬，大人小孩肚子空。
三月好唱三月中，丢下父母不得侍奉；妻去帮人转锅灶，浑身糊口度性命。
四月好唱四月中，田里庄稼青蓬蓬；白天做活不上算，黑夜做活不算工。
五月好唱五月中，杀猪过节闹的凶；肥肉瘦肉掌柜的吃，骨头棒棒待长工。
六月好唱六月中，六月天气热烘烘；掌柜的打的青洋伞，日头晒死我长工。
七月好唱七月中，蚊虫夜夜叫嗡嗡；掌柜的睡的纱罗帐，蚊虫咬的我长工。
八月好唱八月中，谷黄豆黑满田中；割、打、担、排不间歇，做饭没水骂长工。
九月好唱九月中，坡上黄豆炸蓬蓬；白天摘了三四担，夜晚推磨我长工。
十月好唱十月中，拿起镰刀到林中；悬崖砍柴一天整，掌柜的还说我不中用。
冬月好唱冬月中，又下雪来又刮风；掌柜的烤的白炭火，活活冻死我长工。
腊月好唱腊月中，掌柜的算账叫长工；算盘一拍欠倒账，还要明年早上工。[20]
这样的“长工调”几乎在旧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异文，它采取按十二个月的农时节令来叙事抒情的传统格调，长工的辛苦劳作和财东的苛刻待遇构成强烈对比，细致刻画日常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同委婉抒发自己深沉悲愤情感有机融合，成为感人肺腑的悲歌。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故事类型中长工报复地主的故事内涵，但显现出来的却是两种不同的意趣：歌谣着重于倾诉悲苦情怀，故事则着重于叙说巧智克敌、快慰人心的抗争。民间口头文学中还有表现农民对封建统治者英勇壮烈斗争事迹的作品，那就是有关农民起义英雄人物的传说。这几类作品各有自己的特色与价值，在民间文艺生态中互相补充，彼此映衬，均为民众所津津乐道。
“长工和地主故事”所由产生的年代早已逝去，但这些故事所叙说的长工的苦难生活及其愤怒抗争，对于今天和后世人们，仍有其可贵的社会文化史价值。至于围绕正反面角色“斗智”所构成的那些精彩的故事情节，以及蕴含其中的我国各族人民的丰富艺术智慧与乐观幽默情趣，更将是一宗不朽的艺术财富。
【注释】
[1]贾芝主编：《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文集编者加）。
[2]《王二当长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634页。
[3]《兄弟做长工》《聪明的长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版，第697～699页。
[4]《机灵的长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774页。
[5]《三兄弟巧治老财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413～414页。
[6]《搬月亮》《收拾莫老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672、1401页。
[7]《高森》等5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579、655、1194、1276页。
[8]《落汤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570页。
[9]《张明智斗“高越坏”》，《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415～416页。
[10]《王二当长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634页。
[11]《金马驹和火龙衣》，原载马烽编：《地主和长工》，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后经贾芝、孙剑冰编入《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获得广泛传播，《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所载的《金马驹与火龙衣》，第63～67页，讲述者是一位37岁的乡村教师陈其明，经仔细对照，它就是对马烽文本的转述，并非具有地方色彩的口头异文。这是一个有关民间故事现代传承特点的有趣实例。
[12]《王花儿》《还阳棒》，《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568、654页。
[13]《宝驴和火龙衫》，《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780页。
[14]《金牛巧治刁老财》，《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418～420页。
[15]《火龙袍》，《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632页。
[16]《在水里向岸上招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903～907页。
[17]彭衍纶：《台湾民间故事〈白贼七的趣话〉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1997年，第154～193页。
[18]《笑的艺术》，《中国机智人物故事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19]冯贵民：《长工和地主故事的教育作用和艺术价值》，《民间文学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204页。
[20]《陕西歌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