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与同型世界故事
和中国“求好运”故事的情节结构相类同的作品，从19世纪初叶问世的《格林童话》开始，记录成文的各国异文已达500余篇（不含中国），仅在芬兰就采录到177篇。从1916年芬兰学者阿尔奈发表《有钱人和他的女婿》这篇论文开始，美国的斯蒂·汤普森、德国的蒂勒和艾伯华、日本的关敬吾、中国台北的金荣华等，都对它做过研究评述。我从1979年起，追踪考察这个故事，已刊出6篇文章。它被故事学家作为“命运谭”，列为AT461型，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巨大故事圈和口头文学经典之作。从关于本故事专题论文集中选出的《问题之旅相关先行研究和今后的课题》这篇重要论文，就给我们概述了20世纪中各国学者对这个著名故事的考察所得。但其中很少涉及同型中国故事，本文除依据笔者30年来搜求所得200多则中国异文评述其魅力与价值之外，在这里也就中国“求好运”在这个宏大世界故事圈中的重要位置再次进行探讨。
首先，笔者不能不提到敬爱的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先生（1915—1989）1984年5月在我就这个故事的不断追踪向他求教时，他从遥远的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写来的这封信：
我本人对此题的初步概念是：中国的说法不可能全是脱胎于印度的，因为中国的461型，开始是主角为了向小姐求婚，才非得觅宝不可。这种开端是欧洲的典型，在印度是没有的。中国的461型宗教意味较浓，可是它的特征“问三不问四”，在印度似乎也没有。你假若要比较中印两国的说法，当然是好的，可是了解中国的传统，在我看来并不需要把印度的说法作为前提。此故事圈在印度的说法，似乎只有21个，但在中国流传的，拙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上已列出40多个，加上你发现的，已有100个左右。再过几年，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足够写一篇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了。假如我是你的话，一定会先把中国的说法整理成一组，用历史地理法探测传播地区及方向，起源民族及地域，原始形式及意义，尤其要查找古书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先把中国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再研究别国的传统也不迟。
丁乃通教授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却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故事，曾单枪匹马以十年心血编撰出一部巨型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于1976年在芬兰出版，成了国际学人检索中国民间故事的通用工具书。20世纪80年代初以高涨的爱国热情，在民间叙事研究领域，架构中国和欧美学界的友谊之桥，又多次来中国大陆访问讲学，我就是在他的直接教诲下投身于比较故事学研究取得相关成果的。他鼓励我坚持不懈地把461型故事研究透彻，启示我既要通晓它的世界传播情况，更须着力于中国传统的探求，我一直铭记于心。
地球村中时空相距遥远的处所常常流行内容大同小异的民间故事，成为吸引众多学人费心破解的一个文化之谜。比较文化学家认为它们大体由三种原因促成，一是平行类同，不谋而合；二是同出一源，同源分流；三是传播交流，互相影响。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从文化交流的历史地理线索上来探求故事流动的奥秘，深受学界赞赏。有关西方学者认定，一些简单的情节单元，常有不约而同的现象不足为怪，但是，由几个情节单元组成为比较复杂的情节，如果在不同地区有相同的情形，则就不得不信其为同一故事在不同地区的流传所造成的了[3]。将中国“求好运”故事中的几个母题及母题链构成序列同他国同型故事相比较，精巧之处是那么相似，只能用同出一源来解释较为合理。由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影响中国民间文化已有两千年之久的悠长历史，源自印度的同型故事传入中国并生根开花就是一种合理推论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和我就由此思路追索，找到了可作为本故事原型看待的两部古代汉译佛经文本。一是出自《六度集经》中的《童子本生》，讲一个命中注定要交好运的穷孩子，屡遭富人迫害，仍在颠沛流离中获得意外美好结局。它是佛本生故事的一种，那个幸运儿就是佛陀之化身。由三国时期吴地高僧康僧会汉译，时间约在公元3世纪。此篇也由巴利文《本生经》译成傣文传入云南地区，成为著名的傣族阿銮（暖）故事的文本之一，篇名是《阿銮吉达贡玛》。二是出自《贤愚经》中的《檀腻羇品》，讲的本是一个贤明国王智判奇案的故事，也是佛本生故事之一，那个农民旅途中代他人问事获得明智判决，从而在他人酬报中转祸致福。它是公元8世纪时唐代僧人昙学等8人在新疆于阗佛寺中听西域高僧讲经说法时，将听课笔记译成汉文所成。那些在中国各地世代口头传承的“求好运”故事，单个文本之原初形态已难以追索，例如云南傈僳族的《寻找太阳头发的小孩》，整体结构乃至某些细节。和《格林童话》中的《有三根金头发的鬼》有着惊人类同之处，我找到故事的搜集整理者祝发清、尚仲豪，他们那时是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于1983年12月1日从昆明来信回答此故事的构成流传情况时说：
《寻找太阳头发的小孩》流传于我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碧江县一带。讲述人和大光，是个初中毕业生，现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读书。据他说，这个故事是他小时候听爷爷讲的，爷爷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民，种了一辈子地，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到过缅甸。他的家乡是碧江县第五区，位于怒江东岸，是个傈僳族聚居区，没有其他民族杂居，过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现在交通也不方便。碧江县虽然是个边境县，但其境外也多是傈僳族。而五区位于江东，离缅甸更远。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这个故事从缅甸或印度传入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从境外传入，也还是本民族的故事流传。
我们搜集这个故事是用傈僳文记录的，然后再翻译为汉文。和大光讲述的故事情节比较完整，我们据以整理成现在这个故事，人物、情节均没有变动，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我们在搜集整理这个故事时，没有听说或看见过彝族的《淌来儿》，也没有看到过《格林童话》中的《有三根金头发的鬼》。这三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相似，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傈僳族民间文学中有许多太阳的故事，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情歌中也唱太阳。他们把太阳视为崇高、圣洁的化身，把太阳金芒幻想为金头发是合情合理的。渡船夫的形象，在傈僳族民间文学中也有很多。因为傈僳族就聚居或散居于我省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两岸，自古以来靠绳索和木船作为交通工具，因而民族故事中产生渡船夫的形象也是不难理解的。
他们就云南偏远地区傈僳族口传“求好运”故事传承语境之说明，十分珍贵难得。看来我们想从个案传播方面来追溯它们的源流很难找到真切答案。只能将中华文化史中深入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和灿烂辉煌的文化创造两者结合起来做深入探究。下面让我们从故事形态的比较中进一步赏析中国“求好运”故事的感人魅力，既注意到它在世界故事圈中的某些类同性，更应着力探求其中华文化根基。
AT461型故事的主旨是对命运的探求。日本著名学者关敬吾将它命名为“命运谭”是很确切的。俄罗斯19世纪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讲：“古希腊人有过一种生动而纯真的命运的概念，直到现在许多东方民族中还存在着；它在希罗多德斯的故事、希腊神话、印度史诗和《天方夜谭》等等中占有统治地位。在希腊人看来，命运就是一个憎恨人类的女人。”这个凶恶的命运女人最爱伤害聪明、善良、幸福者，常常“幸灾乐祸地证明我们在她面前是多么无力，并且嘲笑我们想同她斗争，逃避她的努力是多么微弱而无用”[4]。故在印欧语系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中，常以人类命运探求为中心主题。461型故事的多国异文，以大同小异情节所叙说的中心就是社会邪恶势力想改变主人公在命运之神庇护下应交的好运而未能得逞。就同情弱者抗争邪恶的思想倾向而论，自然是富有积极意义为广大民众所赞许的，可是对命运女神的顺从却有着明显的思想局限性。中国的“求好运”故事，都没有凶暴与人为敌的命运之神出现，主人公全是出身穷困的小人物，而且常常是外号“穷八代”“穷九代”“穷十代”，屡代受尽贫穷而满怀愤恨不平，执意要改变穷命谋求幸福的年轻人。故事中主人公以执著努力去改变贫穷命运的精神表现将十分鲜明突出，请看贵州《十穷去西天》的开头：“我家为什么这样穷呀？穷了十代了，还是身无分文，米无半缸，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我一定要到西天去问问天神，为哪样我这样苦？”许多篇故事中都以决定改变屡代受穷命运的强烈心愿来撼动人心，这就与他国故事迥然相异了。从童话主人公身上，我们难道不能看出其间有着现今不惜饱含艰辛离乡背井出外务工以求改变贫困命运的上亿农民的身影吗？
中国故事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在主人公问事求福情节上，特地设置了“问一不问二，问三不问四”的禁忌，恰好旅途中已有三人托他问事，这样就有了“问自己的事，就不能问别人的事”的两难选择，从而突出了主人公“先人后己”，宁可舍弃为自己求福的意愿，也要成全他人的托问，从而彰显出了“做好事不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中华美德。这个遍及中国故事的节外生枝，也是意味深长地倾注了注重伦理道德的中华文化精神。
中国故事通常被中外学人以“问活佛”作为类型名称，于是人们误以为它是一个着重表现佛教信仰的故事。现有写定的书面文本中，确有不少以“问活佛”为篇名。而故事学家以它为概括性类型名称，究其来源则是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刊出的早期文本，就以“问活佛”为篇名有关。积累至今的200多篇异文，“问太阳”“问活佛”和问道教仙人，乃至向清真寺阿訇、乡间土地神和山野修炼帕拉西等等问事求福的都有，涵盖了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多位神圣与修道者。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活佛，而是太阳神，如浙江的《树洞问天》、云南傣族的《太阳公主》、云南傈僳族的《寻找太阳头发的小孩》、甘肃回族的《太阳的回答》、青海藏族的《株本的来由》等。我们在前面提到傈僳族故事时，已经介绍过采录者对傈僳族民间信仰中崇敬太阳，因而将太阳姑娘形象引进故事的文化语境。这里还想补充一点，中国普遍流行的道教信仰中就盛行太阳崇拜，道教经书中，就有《太阳真经》，经文唱：“天上无我无昼夜，地下无我无收成”，“不是我生甘露水，万物草木难发生”，“有人传我太阳经，全家大小免灾星”。赞颂太阳的民俗仪式与口头诗歌和故事盛行于各地长久不衰。“求好运”故事以太阳神作为问事求福对象，正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事相的显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支柱，由宋以前的儒释道三教鼎立，后世演变为三教合流。“求好运”故事中，“问活佛”和“问观音”，也可以随意置换为“问天神”“问土地”，这表明，民间的佛道信仰之间并无太大隔阂。而文化根基最为深厚的说法则应该是“问太阳”。我甚至认为，这个故事渊源于中国古代的太阳神话，“由追逐太阳，祈求太阳神护佑，演变成问天或问太阳，就有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探求答案，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随后又将这种探求同热心助人结合起来”，于是构成现有的叙事形态了[5]。
本故事的主体情节虽是问神求福，其实佛道信仰不过是一种文化色彩，不论是太阳姑娘、如来佛还是土地菩萨等，他们都不过是智慧老人这个文化原型的具象化罢了。他们并没有以自己的什么神通直接赐予主人公以财宝或魔法来转变命运，只是告知他们一些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奥秘，实现了主人公助人解难的美好意愿，在“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互利互惠中获得了好运。
中国“求好运”故事的构造传承，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和通俗文学的交融，以多种体裁转换嫁接，更显根深叶茂。一位农民朋友曾提供一本据这个故事改编的善书本子《方便美报》给我，告诉我它不只是一个口头即兴讲述的故事。据《中国宝卷总目提要》所录，据此改编，题为《时运宝卷》《西天参佛宝卷》《活佛宝卷》的通俗文学文本达25种之多[6]。
它和明代成书的著名长篇小说《西游记》也有明显的互动互渗关系。《西游记》第49回写唐僧师徒一行往西域取经过通天河，那只白鼋将他们师徒驮过大河之后，曾托问自己何时可脱去本壳修炼成人身，请佛祖给予回答。到第99回唐僧取经回来再过通天河，因忘记此事无法交代，以致老鼋生气将他们一伙掀下水去，险些毁尽前功。这一情节在另外两种《西游记》刊本，即杨致和编撰的《西游记传》和朱鼎臣编撰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中也有大致相近的叙说。这是“求好运”故事在中国书面文学中的首次记述。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故事早在那时就已广为人知，并受到文化人的重视，吸收到通俗小说的创作中来。在改编或再创作中，不但使故事情节更丰满精巧，尤其是将唐僧西天取经的历史壮举与之会通融合，其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就大大增强了。这在流行AT461型故事的其他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事。这样。我们现在评说“求好运”故事，就不能囿于欧美学者的民间文学界说，只把它作为一件表现底层民众心态的单纯口述故事来看待，而应该像卡尔维诺所说的，既将它看作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同时又看作是民族心灵的窗口。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美国著名汉学家艾伯华所写的《近东和中国民间故事研究》[7]一文，艾伯华曾于1937年出版首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受人称道，可是这篇论文关于中国461型故事完全源于近东（土耳其），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后并未化成中国民间故事血肉的论断，却是主观臆断无法使人赞同的。
他那时只见到了出自东南沿海广东、浙江地区的几例“问活佛”故事，将它们和土耳其故事相比较之后，因其情节结构相类似，便认为：“它的诞生地一定在近东，很可能在伊朗。由于在中国它只在沿海流传，不可能经由土耳其斯坦传入中国，一定是从海上传入的。很可能在15世纪来到了中国。”在中国经过民间文学普查，积累的同型故事已达200余篇，已知其分布遍及东西南北全境，并探求到它同汉译佛经故事存在一定历史关联的情况下，上述艾伯华先生关于中国故事的近东起源说，就无须赘言了。
艾伯华先生关于民间故事的跨国比较，提出除注意它的情节结构是否近似，还应注意故事母题和母题序列是否嵌入了该国“文化的一般框架”，这个说法作为理论框架诚然不错，可是他在具体论述中，将中国故事中水中鱼龙托问怎样才能飞升上天，果农托问苹果树为何只开花不结果，员外托问哑巴小姐何时才能开口讲话，这些由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土壤上提炼得来的常见母题，认为它们并“没有嵌入中国民间故事的主体”，是并不适合中国“一般文化框架”的纯粹进口货。其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民间故事本相的偏离误解就显而易见了。
综上所说，存活于中国各族民众口头心间的“求好运”故事，作为幻想故事或民间童话故事，在朴野单纯的叙说中，蕴含着富有象征性的丰厚文化意蕴，达到诗意与哲理的巧妙融合。将口述材料记录写定的那些单篇文本，一篇一篇来读所得印象也许平淡无奇，可是把它作为覆盖中国大地由各个兄弟民族众口传诵、有着几百篇异文和多种载体的叙事作品联结成为整体来看，再联系中国大地涌动的民工潮来体味它的深厚中国文化意蕴，它的史诗魅力与价值就更为彰显，值得我们作为中国民间文学难能可贵的精美之作来看待了。
近日再次细读“求好运”故事，从它的中国亚型所突显的“先人后己”“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中华美德，深入探求其文化根脉，不禁联想到古代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著名学说。《墨子》主张，为贤之道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8]，如此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境地。任继愈先生著《中国哲学史》特地引述了“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三句话以明“兼爱”之说[9]。“求好运”故事中穷小伙子代人问事是以力助人，受惠者以财宝相酬报，解答难题的智者则是以道教人，这样的叙说程式同墨家的“兼爱”说恰相巧合，其间所含文化根脉之关联，岂不耐人追寻么！
【注释】
[1]本文是《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的全文，《光明日报》国学版所刊为其摘编稿，故本篇改题为《“求好运”故事再解析》。原载《华中人文论丛》2021年第1期。笔者追踪461型故事30余年，刊出多篇论文，这篇“再解析”是内容表述最完整的结项之作，故此次编入新版文集。
[2]“求好运”型故事的中国篇目索引，详见于刘守华著《比较故事学论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已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中，有几个省除选录一两篇代表作之外，还在《附记》中告知县卷资料本中的异文数量并在“常见故事类型分布图”中一一标明其流传区域，弥足珍贵。
[3]金荣华：《禅宗公案与民间故事》，中国口传文学学会（中国台北）2005年版，第135页。
[4]［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5]刘守华：《一个故事的追踪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2期。
[6]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提要》，台北市中研院文哲所图书文献专刊1991年版，第206页。
[7]周发祥编译：《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4～43页。
[8]《百子全书》第5册，《墨子》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