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芬兰学派所倡导的民间叙事研究，除着重类型和母题的解析之外，还着力于追溯故事的生活史。这是其研究方法迥异于寻常的一个重要标志。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对这一方法的要点作过如下说明：

一个研究者使用这种方法所力求达到的最根本目的，莫过于完全弄清楚某一特定故事的生活史。他希望通过分析不同异文，研究有关历史和地理因素，运用一些众所周知的关于口头传播的事实，找到该故事原型的某些东西，并能较合理地解释该故事在依次产生的所有的不同异文时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还将指出它的原型产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它所发生变化的原因。^[3]

在研究工作中，它要求汇集同类型故事的大量异文，然后就这些异文所含的历史地理因素作精细剖析，构拟出它的原型；再将原型同相关异文进行比较，推断这些异文在不同时空背景上的演变情况。这样就可看出一个故事类型的生活史，真正理解这个故事了。欧美学者运用上述方法作研究，已取得了相当成果，但国际学界对它的适用性也有所异议。首先，这一学派认为故事的流传就像是投石落水、激起的波纹逐渐扩散那样来实现的，相关异文如同一道道波纹，所以他们对占有异文的数量要求过于严格；如果在相关的历史地理背景上找不到适当异文，缺失某一环节，便无法构拟出真正的故事原型，造成一系列推论的失误。其次，这一方法以世界上所有情节类同的故事均同出一源为理论前提，而现在学界公认的事实是，人类文化包括民间故事在内，平行发展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同源说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正是出于这两种情况，影响了历史地理方法在更大范围内的普及。尽管芬兰学派关于追寻民间故事生活史的方法运用起来相当繁难，以致有的日本学者说操作时“如同修筑万里长城那样艰苦”。然而根据我们对这一学派方法论实质的了解，严格意义上的追寻故事生活史，虽然做起来比较困难，但只要在以下两方面作认真努力，却是可以接近这个目标的，这就是：广泛搜求故事异文并对它们所包含的历史地理因素进行细致分析，以及大胆而审慎地探寻有关故事的原型、祖型及其形态演变线索。这对于提高我国故事学研究的科学水准，将是一项重要突破。本书中较为成功的例子，如林继富对《黑马张三哥》的解析，由英雄主人公诞生于马腹，具有某些兽形特征这一核心母题，追溯它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和印度同型故事的关联；江帆对《断手姑娘》的解析，通过对它的多篇异文存活于北方，在全国不均衡分布这一事实出发，断定“在这一故事的传播上，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顾希佳对《凶宅捉怪》的解析，由它完整的情节类型早在中国唐代即已在民间扎根并进入文人笔下这一特点，断定它有着伴随唐帝国辉煌文化向外扩散的生活史，等等。本书有关中国民间故事生活史的探求虽为篇幅及体例所限而未能深入展开，却以其对中国民间叙事传统的动态展示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