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蛇郎故事就其大体结构而言，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其普同性，因而它是一个著名的世界性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在世界广大地区流动的巨大“故事圈”。可是就它的具体形态来考察，又有着很鲜明的民族性。433F始祖型蛇郎传说，特别是433D型蛇郎与两姐妹故事，为中国所特有，其地理分布范围与界限泾渭分明，绝少混杂。造成这种情况的奥秘何在？答案只能从不同民族的古老文化因子中去追索。中国的两种主要类型的蛇郎故事，尽管具体情节很不相同，却都是建立在尊崇蛇，以蛇作为神奇美好男子形象的文化心态基础之上，而这一文化心态根源于古代越人的蛇崇拜，历经千年沧桑未能磨灭。
印度虽然也有一些地方流行蛇崇拜的习俗，但因崇信佛教，讲究“轮回转世”，包括蛇在内的各种畜类，常被看作是人类前生作恶的回报。所以印度流行的蛇王子故事（433A、433B），主人公不是被人施魔法，就是自己作恶遭惩罚而获得蛇的丑陋外形。流行的情节模式是女主人公用自己的美好爱情，帮助这位王子摆脱厄运，恢复人的本相。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欧洲的《美人与兽》，也保持了这一构思特点。
我国的东邻日本所流行的蛇婿故事大体上都属于蛇精作祟型（433E）。由蛇精幻化而成的小伙子主动上门寻求意中人，后来不是被女孩子本人就是被她的父母设计害死，结局十分悲惨。许多日本学者都曾揭示这一特点，如柳田国男就说，按一般民间故事叙述逻辑，“嫁给大蛇的孝顺孩子”理应得到好报。可是在日本，“这非常不符合民意，所以人们总是把故事的结尾部分给改成了不是讨伐，就是诛灭，置之死地而后快”[21]。还有一位年轻日本学者将中日蛇郎故事作比较之后说，日本的蛇郎从来就不曾得到中国蛇郎那样的好运气，他们都是死于自己所钟爱的女人之手。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因为日本人把蛇看作邪神，由此便形成了“日本民间故事中的蛇郎故事恐惧成分多，并与击败邪神故事相联系”的民族文化特征[22]。
中国大陆也有蛇精作祟淫人妻女被人识破或予以斩杀的故事，《李寄斩蛇》就是它的早期形态。佛教和道教兴起之后，由高僧高道来斩除蛇妖逐渐构成为一个大的故事类型。与此同时，按传统婚俗模式所编织的“女嫁蛇”故事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由于受“龙蛇一体”观念之影响，越人崇蛇的心理扩展到中华大地上许多兄弟民族中间，赋予蛇族以神奇、高贵品质的口头文学也渐流行起来。在晋代大文学家陶潜所撰《搜神后记》中，就有《女嫁蛇》一篇，宋人录入《太平广记》，改题为《太元士人》，现全文照录如下：
晋太元中，士人有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发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庄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则是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是蛇眼。[23]
这里的蛇家，已拥有可以与王侯相比拟的豪华宅第，而且完全是按世俗礼仪来操办婚事。小蛇均化身为奴婢各司其职，那蛇精显然也以人世间新郎官的姿态在婚礼上出现过。只是进洞房以后现出原形才使乳母惊骇而逃。这个情节结构并不完整的故事似乎就是中国蛇郎的雏型。将少女献祭给蛇神以祈福消灾的传说，是基于原始信仰和习俗而构成的；这个女嫁蛇故事，将这一神奇婚姻世俗化、文学化，已开始具有后世民间幻想故事的艺术特征。沿此线索，口头文家进一步将人们的婚姻生活理想和现实的婚姻家庭纠葛同蛇婚传说相融合，精心缀合，巧妙穿插，就构成近现代蛇郎故事的优美形态了。
在口头传承过程中获得压倒优势的蛇郎与两姐妹的故事，具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形式。它由嫁蛇、遇害、变形和团圆四个情节单元，构成首尾完整，富于波澜曲折的故事情节，而且三个人物分别在不同情节单元里得到展现他们思想性格的活动空间，因而各有其神采。情节发展神奇莫测、出人意料，如蛇提亲，女嫁蛇，蛇变形为人，人死后灵魂不灭，幻化成动植物复仇泄恨，最后起死回生等；可是它在细节上又充满日常生活情趣，活泼动人，如对蛇接亲场面的描绘：“牛驮胭脂马驮粉，骆驼驮的十样锦，雀儿衔上红头绳，燕儿抱上花酒瓶，绵羊驮上洗脸盆。”又如对妹妹变形复仇的叙说：“二女子生气把树砍了，砍了做成个板凳，说‘我坐你一世，坐你一世！’她男人往上一坐，又平稳，又光滑；她一坐，上面有刺哩，扎的她龇牙咧嘴。”[24]在用大胆想象构造的艺术空间里，倾注丰富情感与智慧，由此获得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它的众多异文均保持着主干情节的一致性，和其他故事类型相比较，形态显得更为稳定；然而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流传时，又被故事讲述家灵活地渲染上本地风光，显得多姿多彩。如一般地区均以蛇郎为主角，海南黎族却以他们常见的海龟来扮演这一角色。开头部分老汉因想摘取几朵山间野花送给女儿从而遭遇蛇郎的情节，在众多异文中只是一种无名野花，并无特别含义，台湾鲁凯族讲述的《蛇郎君》中，却限定为百合花，因在鲁凯人中，百合花象征女性的贞洁，而且戴百合花是贵族才有的特权，它在鲁凯人习俗中特别受到尊敬和喜爱。让蛇郎用百合花讨亲，便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25]。结尾部分分辨真假妻子的情节，安徽故事是把夫妻两人的头发打开，看能否交纠不脱，这一构想来自汉族结发成亲的传统习俗。广西壮族故事则让两姐妹来跳火堆，它从用“神判”来分辨善恶的古老习俗中吸取而来。这些因地制宜的局部变异，使故事更能适应人们的多种审美情趣从而增强了它的艺术活力。
蛇郎也是吸引众多民间文艺学家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周作人很早就提出，它在文化史研究上，“是极有学术价值的故事之一”[26]。专门研究文章，有钟敬文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蛇郎故事试探》[27]，刘守华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蛇郎故事比较研究》，以及刘魁立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28]等。它们或着重于故事中所含民俗文化母题的阐释，或着重于叙事形态的解剖，或着重于不同国家间蛇郎故事的比较研究，均有各自的新发现与独到成就。
【注释】
[1]《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中国ISBN中心1994年版，第398、992页。
[2]《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19页。
[3]《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544页。
[4]《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版，第605、896页。
[5]《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607、891页。
[6]《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366、647、828、1510页。
[7]见《台中县东势镇客语故事集》（胡万川主编），第71页，《云林县闽南语故事集》（胡万川、陈益源主编），第141页，《台东卑南族口传文学选》（金荣华整理），第165页，《台东大南村鲁凯族口传文学》（金荣华整理），第55页，《台湾高屏地区鲁凯族民间故事》（金荣华整理），第67、70、74页。
[8]这些故事流传的地区有：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河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台湾等。来自以下民族：汉、满、朝鲜、回、维吾尔、藏、羌、东乡、壮、傣、布依、水、侗、黎、高山、仡佬、傈僳、德昂、基诺、怒、彝、苗、瑶、土家等。
[9]《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中国ISBN中心1994年版，第399页。辽宁省辽中县满族农妇任泰芳（不识字）口述，本篇没有大团圆结局，是一个例外。
[10]刘守华：《蛇郎故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3期。
[11]金荣华整理：《台东卑南族口传文学选》，台湾文化大学1989年版，第165页。陈锡孚1966年口述。
[12]金荣华整理：《台东大南村鲁凯族口传文学》，台湾文化大学1989年版，第55～60页。
[13]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
[14]《白族民间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86页。
[15]许良国、曾思奇：《高山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16]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17]胡万川主编：《东势镇客语故事集》，台中县立文化中心1994年印行，第71～77页。
[18]胡万川、陈益源主编：《云林县闽南语故事集》，云林县文化局1999年印行，第141～151页。
[19]金荣华：《鲁凯族口传故事试探》，《台湾高屏地区鲁凯族民间故事·附录三》，中国口传文学学会1999年版，第129～140页。
[20]《闽台蛇郎故事的民俗文化根基》，《民间文学论坛》1995年第4期。
[21]［日］柳田国男：《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22]［日］志村三喜：《围绕蛇郎和龙女谈彝族民间故事的源流》，《山茶》1985年第5期，第55～60页。
[23]李昉等：《太平广记》第456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29页。
[24]内蒙古著名女故事家秦地女口述《蛇郎》，《民间文学》1955年4月。
[25]金荣华：《台湾高屏地区鲁凯族民间故事》，中国口传文学学会1999年版，第136页。
[26]林兰：《渔夫的情人》，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50页。
[27]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208页。
[28]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