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将中国、印度的160型故事加以比较，从它们所包含的母题（情节单元）、组合序列及其主题的契合一致，再联系这些印度故事借佛经进入中国已有漫长历史的背景来看，我们有充分理由断定，中国故事是从印度故事脱胎而来。但中国故事并非外来故事的简单移植，而是充分吸取民族文化滋养的合理演变与再创造。
中国故事中，形态较为单纯的一种类型，以《宝船》为代表，故事以洪水中乘船逃难为背景，由主人公慈爱救物、奸人陷害、动物报恩这几个母题构成，情节结构和印度佛经故事最为接近；然而在背景选择、角色配置和细节点缀等方面，又发生了贴近民族文化与民众心理的变异。中国道教信仰中的仙人给好心的王小送了一件宝物，纸折的“宝船”放在水里可以救人，将它献给皇帝还能当上“进宝状元”，由此引发一系列冲突纠葛；三种动物后来不仅帮王小治伤，还设法帮助他通过“难题考验”，娶上皇姑，获得幸福婚姻。存活于中国民众口头的这些故事，虽然是在“报恩的动物忘恩的人”这个印度故事的古老程式之内展开叙说的，但它们的生活与艺术情趣却完全中国化了，在世界民间故事宝库中仍然显得十分新颖别致。
中国同型故事的多数篇目所采取的是复合形态，在原有框架内楔入一个乃至几个母题，节外生枝，使故事情节更曲折生动，生活艺术情趣更丰富多彩。如《陆不平和庞人踩》，由山东著名女故事家胡怀梅口述，它以心眼好的庞家母子为主人公，让观音老母送给他们一个用秫秸扎制的宝船用于洪水逃难，接着楔入一个“石狮子眼红预兆洪水”的母题。以下的情节按传统模式展开，而结尾对奸人的惩罚却别具一格：
庞人踩把前后的事给大人说了。大人禀明圣上，这才罢了陆不平的官，让给了庞人踩。后来万岁爷把庞人踩召到金殿，说：“庞人踩，到这般光景，你还留着陆不平干什么？”庞人踩说：“小人不敢自作主张，请圣上作主。”皇上说：“将他杀死剁成肉泥，抬到午门外边，用土埋好，好叫武官当作上马石。”庞人踩就照办了。这就叫路不平，旁人踩。
将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埋在路上让人践踏，所表现出来的对坏人坏事深恶痛绝的情感显然更为强烈。而这一结尾又巧妙地概括在“路不平，旁人踩”的俗语中，给人以深刻难忘印象。中国民间故事常常采用这一手法，如关于两位好朋友的故事《春风和细雨》，就借用“没有春风，哪来细雨”的俗谚作情节线索；关于善恶两弟兄的故事《河东与河西》，则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俗谚点明主题，等等。这一手法虽出于附会借用，却寓意鲜明而又趣味盎然，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
广西壮族的《渔夫和皇帝》，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学人作为壮族民间文学佳作写进《广西壮族文学》一书。将旧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作为忘恩负义的奸人给以无情鞭挞，使这篇故事饱含被压迫者的愤怒抗争情绪。这同古代印度佛本生故事中对无情无义的国王的痛斥是心心相印的。然而中国故事却借用了机智人物故事中哄骗财主乘坐并敲打水缸去会见“海龙王”的情节单元，让奸恶而又恶蠢的皇帝自己葬身鱼腹，这又平添了新的喜剧情趣。
在中国最流行的160型故事，是故事情节更为丰富完整的《石刚和金巧》《兀向保与寒向保》及《只可救虫不可救人》等。它们在单纯型所包含的三个母题之外，再楔入“石狮子眼红预兆洪水”和“下地洞斩妖救皇姑”两个母题，实际上是160+825A+301所构成的复合形态。以辽宁满族故事家李马氏所讲述的《兀向保与寒向保》为例，记录的篇幅就近万字。人物众多，背景广阔，情节跌宕起伏，叙说重点转向主人公通过重重磨难娶上皇姑为妻，使结局更加圆满。这一变异表现出口述故事的情节结构由简趋繁，人们喜爱听长篇故事的审美趋向。
在160型的多种异文中，出自西北陕西、宁夏地区的几篇异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上述东北、东南地区的同型故事，不论形态繁简，都是以洪水中乘船逃难为背景来串联角色、结构故事。由于这些地区洪水灾害频繁发生，使它同印度故事的叙述模式十分接近。而在缺水的西北地区，传承这一故事就得因地制宜地改换叙述背景，背景的转换又会引起情节和细节的重新构造，如《蚂蚁虫拉倒泰山》的梗概：
从前，一家人养了三个儿子。三儿子叫三旦，入学念书，救活了一只折腿的癞蛤蟆，将它放在土窑里喂养。癞蛤蟆长到箩筐大时，将自己腮边的两个蛋送给他：“这两个蛋一真一假，不管啥东西死了，用真蛋一挨就活。记住：万样的虫能救，惟有黑头虫（人）不能救。”三旦在出外流浪中救活了一条蛇、一只老鼠和几只蚂蚁，也救活了一个人。被他救活的那个人恩将仇报，将他推进地下深洞，随即拿着宝蛋进贡给皇上当了宰相。三旦后来被诬陷入狱，老鼠送食物给他吃，并从结拜兄弟手中用假宝蛋换回真蛋；蛇咬了皇姑一口，又教给三旦治蛇咬的方子；蚂蚁不但把搅和在一起的谷子和胡麻分开，还聚集在一起将京城外十里的泰山拉倒，使朝廷震动。最后在皇帝面前说明真情，三旦终于当上了进宝状元和驸马，忘恩负义者被斩首示众。
这篇回族故事撇开洪水逃难，又让佛祖、仙人离开故事，以黄土高原的常见景物为依托，借神化几种小动物来构造情节，显得新奇不凡，本来流行俗谚是“蚂蚁难撼泰山”，故事里却讲蚂蚁可以将泰山拉倒使举国震动，大胆想象中洋溢着诙谐与豪情。回族的另一篇异文《王少爷与花牛牛》也具有类似特色。故事的主旨：忘恩负义的黑头虫（人）比世上万千虫类都可恨，明显源自佛经故事，而整个故事所含蓄的艺术情趣却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这里充分表现出西北回族口头文学家推陈出新、大胆创造的艺术智慧。
160型的复合形态似乎最早出现在通俗小说中，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一名《包公传》），其中第59回《东京判决刘驸马》，就是一个拉长了的“报恩动物负义人”故事，乐善好施的崔长者之子崔庆为故事主人公，被他在洪水中救起的屠夫之子刘英充当忘恩负义的角色，好人反遭诬陷下狱，鼠、猴、蛇三种动物报恩相助，后经包公明断此案才真相大白，善恶各有所报[16]。通俗小说吸取民间故事素材，将它们缀合改编，再流向民间，对许多故事从单纯型走向复合型的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间故事和通俗小说、地方戏曲在面向大众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融合，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
“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这个具有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故事，不仅呼唤人与人之间要彼此关爱，同舟共济，还在人们特别是在孩子们身上，培植着对动物世界友好亲切的感情。民间故事从来不把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完全分离开来或对立起来。人与动物亲密和谐共处的思想，虽然是在人类早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今天在地球村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类故事中所蕴含的慈爱动物的人文精神，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注释】
[1]老舍：《宝船》，《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144页。
[2]《只可救虫不可救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574～577页。
[3]《渔夫和皇帝》，《广西壮族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6～88页。
[4]《得玉崖》，《云南各族民间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25页。
[5]《复生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502～503页。
[6]《陆不平和庞人踩》，山东临沂《四老人故事集》，1986年编印。
[7]《兀向保与寒向保》，《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252页。
[8]《金蟾壳》《蒋恩不报反为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483、536页。
[9]《蚂蚁虫拉倒泰山》《王少爷与花牛牛》，《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312～318页。
[10]僧旻、宝唱等撰集：《经律异相》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又见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581页。
[11]僧旻、宝唱等撰集：《经律异相》第4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中国民间故事中所流行的“蚊蝇抱笔头”为主人申冤的情节即源于此。
[12]僧旻、宝唱等撰集：《经律异相》第2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13]郭良鋆、黄宝生译：《佛本生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60页。
[14]郭良鋆：《印度巴利文佛教文学概述》，《南亚研究》1982年第3期，第37～46页。
[15]《五卷书》（中文版），季羡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8页。又见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16]《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