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试就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的拓展提出若干设想。首先，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基础上，编撰一部全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应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近百年积累，民间故事的采录和研究均获得丰硕成果。从“五四”到“文革”前所采录的故事，大体有10万余篇。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展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和编纂民间文学集成，据粗略统计，所得故事资料达183万篇。其中书面发表、成书问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即国家卷，已有21种，地方选编正式出版或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在千种以上。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宝库，都是一笔十分珍贵的财富，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百年历程的骄傲。
在我们面前，已有了三部关于现有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索引，这就是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它依据300多种资料，归纳出306个类型，涵盖故事约3000篇。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它依据580种资料，归纳出843个类型，涵盖故事7300余篇。金荣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第一、二册，它依据已出的7部故事集成抽取类型编撰而成，共收取类型263个（第二册略少），以后还将随故事集成的陆续出版不断扩充。这三部类型索引各有其特点及价值。
艾伯华所著作为第一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不仅有首创之功，他按中国故事特质建构体系与定型归类的做法，至今仍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丁乃通著作的显著特征是借用AT分类法来处理中国民间故事，便于人们将中国故事纳入国际通用类型编排体系而进行比较。所容纳的故事资料及类型大大增加，对情节类型及其变异的提示也精细得多。
金荣华所撰的第三部索引，除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已出各卷作为对象之外，其突出特点是沿用丁乃通的分类体系而加以改进，如重拟类型名称，将“诫言和尤利西式的信”改为“谨守诫言，躲过送死陷阱”，将“二人行”改为“精怪大意泄秘方”等；修订类目名称，如将“宗教故事”改为“宗教神仙故事”，将“笨魔的故事”改为“恶地主与笨魔的故事”等。同时，他还增加了许多新类型。丁著最大的不足是沿用AT分类法所导致的生搬硬套、削足适履。金荣华在修订中不改变原有分类体系而力求更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民间故事的特点，学人使用起来更为方便。作者独力承担此项繁难任务，同时还撰有《中国民间故事与故事分类》的专著，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2]
我以为，在上述成果基础上编撰一部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势在必行。
刘魁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发表《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评述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给予中国同仁以有力的启示与推动。他在论及新编中国故事类型索引时，提出搜罗要全，材料要真，体式可多样化（如按体裁、按地区或民族作专门索引）等一系列中肯建议，这里不予重复。我对此项工程的初步设想如下：
1.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大框架来建构分类体系。按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的构想，就从广义的“民间故事”出发，将神话传说和故事作一体化处理。这样做的理由是：
第一，这三种体裁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国际上统称之为民间叙事。在中国，它们之间的关联更深更紧。中国的各种传说数量大，几乎占到口头叙事的一半甚至更多。中国古典文献所载故事，均赋予传说外形特征，而且在情节结构上，传说与故事往往纠结在一起。如作为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很早就同“天鹅处女”型故事合而为一，成为它的一个亚型，并衍生出汉族的《天仙配》，傣族的《孔雀公主》等一系列精彩之作。按通行体裁论将三者完全拆开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对于学术研究和利用民间叙事文学材料而言，显然也是合起来更好。
第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部大书就是将神话、传说和故事合并在一起编纂而成的，为此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分类编码体系。除正式出版的省卷本即国家卷本外，各地还按此体例出版了大量资料本。以此为依据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2.另建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编码立型体系。丁乃通沿用AT分类法，经过金荣华的局部修订，已有了很大改进，在编撰新的类型索引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采用AT分类的最大好处，是便于和国际通用体系相一致，但我主张还是不沿用AT分类，而另外创立自己的故事分类体系。中国各族民间故事以丰富优美著称于世，它同中国自然生态、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血肉相连。这些叙事体裁自身的发展也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色。AT分类虽以“国际性”相标榜，实际上只不过是“欧洲、西亚及其民族所散居的地区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完全套用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是不可避免的。民间故事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远远不止于民间文艺学方面；也是长远的，远远不止于当前。我们已经在开掘这份宝贵文化资源上迈出一大步，奉献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部大书，现在应当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到了在全面清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编撰这套书的类型索引的时候了。要与国际通用的体系相通，其实只要将相关类型编码加以对照注明就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