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大勇，光耀那烂陀

玄奘法师常以“博学多识、辩才无碍”的声望，应邀参加各种辩论法会。其中最精彩的，是玄奘法师学成回国前于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2年）由统一了北印度的戒日王为玄奘在首都曲女城主持召开的无遮大会（即辩论法会）。这次辩论会相当隆重，戒日王特别邀请了18国的国王出席，并召集了五天竺的沙门和耆那教等诸“外道”数万人进行辩论^[12]，据说当时有“善辩者四千”^[13]。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在印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戒日王立玄奘法师为“论主”，辩论的中心论题是讨论玄奘的《真唯识量》和《会宗论》《制恶见论》等。会前，玄奘法师立下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若期间有一字无理，解难破者请斩首相谢。”并遣那烂陀寺沙门明贤读示大众，别令写一本悬会场门外示一切人^[14]。辩论会开了18天，无一人解难，也无一人敢改一字。不过，对那次无遮大会，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玄奘正是以逻辑形式掩盖了他那精致的唯心主义。逃过了十八日无遮大会众人的眼睛。当然，我们要知道：戒日王为一国之主，亲自立玄奘为‘论主’，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恐怕只能是‘十八日无人敢动一字’。”^[15]因此提出：“对这段历史应进一步澄清。”^[16]笔者以为，对发生在1370多年前的印度那烂陀寺无遮大会和玄奘立论等历史问题有不同声音出现，是有学术民主的表现，总比一面倒好。但要澄清那段历史，谈何容易。话分两头：

一是关于当年那烂陀寺辩论大会玄奘立论的是非问题。我想，时至今日，还拿20世纪改革开放前30年（1949—1979）中国大陆讨论哲学和逻辑问题总以“唯心唯物”做衡量标准，简单处理内涵丰富复杂的佛教哲学和与佛教教义没有关系的独立学科——因明等方面的理论是非，就像那几十年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动辄以阶级论是非、“以阶级斗争为纲”说事，难免不出教条主义。更何况，玄奘在无遮大会上所立的“真唯识量”怕不是像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那样简单的纯逻辑形式，而是具有“研究推理、论证、思维、认识的一般方法的意义”^[17]和“认识论”——量学成分。法称传到西藏的因明为什么不叫“因明”而叫“量论”（集量论、释量论）或“量学”？说明因明之作为古印度哲学流派推理论证思维形式的复杂性。因明其所以称“因明”，而不叫一般的“逻辑学”，或者“佛教论理学”、“佛家逻辑”（此种称谓颇有争议），而是有来由的。因此有关因明方面的学术争论用“唯心唯物”价值观作评判标准，难以澄清理论是非。(https://www.daowen.com)

二是关于进一步澄清当年那烂陀寺无遮大会那段历史的问题。那段历史迄今已有1370多年，早已时过境迁，连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都是印度考古学家根据玄奘法师所著《大唐西域记》提供的信息完成的。曾有智者言：“历史永远没有真相，只留下一个个道理。”此说如能成立，“进一步澄清那烂陀寺无遮大会那段历史”的真相，怕只能是一种梦想了。当年无遮大会留下的道理无论是什么主义，都掩不住英雄玄奘伟大思想家、因明家、教育家、翻译家、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的光耀。我们退一步讲，即便不存在玄奘法师“那烂陀18天无遮大会”那段历史的辉煌，也绝不会动摇“伟大玄奘和民族脊梁”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一切并非那段历史来说明，而是由玄奘法师矢志不渝西行求法的坚定信念；孤行万里，挑战生命极限的四年艰苦跋涉过程；游学印度各门各派，遍访名师，兼收并蓄，甘守17年青灯黄卷的学习和生活过程来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