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名辩、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的首次比较以及对中国名辩逻辑性质的否定

梁启超关于中国名辩、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的比较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就整体态势而言，这一过程呈现出由否定到肯定、从粗略到深入，并渐次反思自己工作的特点。根据现有的文献，梁启超对中国名辩、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的比较研究，最早见于其在1902年发表的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在该书的第三章，梁启超谈到了中国名辩、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之间的比较。其中关于逻辑与因明，梁启超认为它们均属于“论理学”，具有共同的产生原因，即“凡在学界，有学必有问，有思必有辩。论理者，讲学家之剑胄也”^[11]。至于逻辑与因明的作用，彼此亦相类似，即能够使“持论常圆满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12]。关于中国先秦名家之言，梁启超则将其排除到“论理学”范围之外，认为“中国虽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之言，然不过播弄诡辩，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13]他得出的结论是，“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构成了“先秦学派之所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本书中，梁启超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先秦学派为何缺乏论理思想，分别涉及学者为学志趣、古汉语语法状况以及学者授学方式。

近年来，程仲棠先生先后发表若干篇文章，对既往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反思。其中，在《从诠释学看墨辩研究的逻辑学范式》一文中，程先生认为，梁启超在中外逻辑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把孙诒让在《与梁卓如论墨子书》中所提出的“猜想”“当作诠释墨辩的指针”，“成为支配他的诠释活动的‘先见’”。^[14]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因为梁启超在写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接受1897年孙诒让在致他的那封信中所提出的观点，非但没有接受，反而根据自己当时的研究得出了和孙诒让相反的结论。(https://www.daowen.com)

当然我们要看到，关于墨家学派，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并没有详细论及。可以认为，“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构成了“先秦学派之所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在至少尚未深入研究《墨子》，特别是《墨辩》文本的情况下，梁启超所得出的一种以偏概全之结论。后来的情况是，随着时间流逝，伴随着梁启超研究工作的深入，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