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明到佛教逻辑
从因明到佛教逻辑完成了因明研究的范式转换，这种转换带来了至少两个问题：因明文献的残缺和义理的肢解。作为汉译因明文献本身不是印度因明的全部，即使是唐玄奘以后也只传承四代人左右的时间，因明文献便被撕裂或破碎，而至杨文会1866年创办金陵刻经处，从日本购回一批因明著作，选觅善本、刻印经书，在1896年便刻印了唐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如其与夏曾佑通信中言：“《唯识》古书，亡于元末。明季诸师，深以不见为恨。近从日本得来者有十余种，已将《述记》合论付梓。现已刻至四分之三，来岁五六月间，可出书矣。《因明大疏》之外，尚有《义断》、前、后《记》等，皆唐人所作，有款当续刻之。《地论》百卷，因无巨款，久久未成。”[30]这些因明资料成为中国现代时期因明研究者的根本依据。依此资料，注入西方逻辑学演绎、归纳理论，成就佛教逻辑。翻开此时大部分此类著作，内容大致是因明简史加上《因明入正理论》西方逻辑和因明元素，所谓“《因明入正理论》西方逻辑和因明元素”是依《因明入正理论疏》和西方逻辑学（三段论与归纳）解释《因明入正理论》。从佛教逻辑视角看，这些“因明新著”有似墨辩逻辑学研究，截取部分段落或话语作逻辑学的解读，而将因明文献里的其他内容忽略不计，对因明义理作逻辑学的肢解。
这种现象的出现，约略地说有两个原因，其一，从因明的逻辑学科外部看，唯识学、因明的复兴为一文化思潮，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必然结果，本来唯识学、因明难以在中国发展（“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31]）是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特殊背景下，通过杨文会的努力方形成一种唯识学复兴运动，是重建中国文化需要（蒋维乔分析民国初二十年佛教复兴因素有三：西方学术输入之后引起的文艺复兴现象，佛典单行本流通、战乱以求佛门之精神之安慰。[32]比运动之分析参见《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科学出版社2009年），此不赘述。其二，从学科内部看，从因明到佛教逻辑的学科建设有学理的局限，如同蔡元培的描述，“至于整理国故的事业，也到了严复介绍西洋哲学的时期，才渐渐倾向哲学方面。这是因为民国纪元前18年，中国为日本所败，才有一部分学者，省悟中国的政教，实有不及西洋各国处，且有不及维新的日本处，于是基督教会所译的，与日本人所译的西洋书，渐渐有人肯看，由应用的方面，引到学理的方面，把中国古书所有的学理来相印证了。”[33]就因明而言，整理者自杨文会组织刻出1896年《因明大疏》之后，开始用《因明大疏》和西方传统逻辑解读《因明入正理论》。从学术研究机构看，1866年成立金陵刻经处，1907年创办祇洹精舍，1910年成立佛学研究会，1922年成立南京支那学院、武昌佛学院，1921年在北京成立“法相研究会”（1927年更名三时学会）等等的主要工作是刻经与培养人才。从这一时期国人对因明和西方逻辑的了解看，因明著作以释《因明入正理论》为教材形式出现，如太虚法师的《因明概论》1922年写成，在文末言：“本论实即因明入正理论之解说，惟文段略有移易耳。”[34]对西方逻辑学的理解亦非常粗浅，如“我为什么关于逻辑就说这么多时间？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对逻辑没有彻底明白的缘故。一切逻辑教科书都是辗转相抄千篇一律。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乐意动笔墨精神。一切错误的说话一点不知道改造。”[35]谢幼伟言：“我国自严幼陵氏介绍西洋逻辑以来，数十年间，国人自撰之逻辑教本殊乏佳构。非自西洋翻译，即自东洋抄袭。”[36]由此而建构的基于西方逻辑理论的佛教逻辑之内容可想而知了。其实好一些的成果除著作里有简单的逻辑与因明比较外，其实质内容还是从因明史和《因明大疏》角度来解读《因明入正理论》，如武昌佛学院太虚法师的《因明概论》、慧圆居士的《因明入正理论讲义》等，尽管太虚有“盖合归纳、演绎，祗当得因明之自悟比量，未能悟他”说，但是，在文本讲解中并没有逻辑痕迹，只是在著作后面有简单的比较而已。出现这些问题是中国文化转型和学科初创之自然现象，就前者而言，体现出因明的社会文化功能，就后者而言，是范式革命初期的冲动与不成熟，在诸多学者对因明和西方逻辑学不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草创佛教逻辑。
佛教逻辑的研究已经百余年，如何确立佛教逻辑？必须回答“因明归属于逻辑学科，但因明不是西方逻辑”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难题关键在于修改逻辑定义，放大逻辑的范围。历史上诸多学者虽然强调佛教逻辑不同于西方逻辑，也对因明特殊性有所探索，但是并没有真正实现由因明到佛教逻辑的转型。如吕澄在比较因明、内明、量论的基础上，指明因明比量与亚氏三段论不同，因明有别于内明因为因明是“论议”[37]、因明关注“自相”与“共相”以区分现、比二量不同于“佛智知一切法的自相、共相都是现量”[38]。因明不同于逻辑，“因明的比量不是纯抽象的推理，而是跟人家辩论产生的，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因此，提出一个比量，必须指出此比量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论敌双方的面目。只有如此，议论才有着落。”[39]但是吕澄并没有给出包含因明、西方逻辑的论域。周叔迦亦如此，他区分了因明、内明、逻辑学的不同（因明是“考定正邪、分别真假的方法”[40]，内明是“各人所信仰的宗教”[41]。“印度的因明和欧美的论理学，都是根据语言的文法而生的。文法是语言的规则，就是人民思想的条理。由于思想的条理不同，所以文法不同，因明和论理学的旨趣当然也不同。但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是最活动的，所以语言也没有一定的文法。既然文法没有定章，更无法应用因明了。”[42]他也没有把因明与逻辑划为同一领域。只有虞愚着意以“论理学”贯通三大逻辑传统（“通常称印度论理学，即指‘因明’而言。西洋论理学即指‘逻辑’而言，中国论理学即指‘名学’而言。”[43]欲成立“大逻辑”，但是，从其对“论理学”、“因明”、“逻辑”、“名学”定义看，论理学并不是“因明”、“逻辑”、“名学”共同的上位概念（“论理学即所以研究思想活动之形式，并立其应守之方法，本之以求真理之科学也，简言之，即致真之学也。盖其所研究，不外立定规范以判别思考之真伪与指导吾人之思路，使循一定方向以获新知也。”[44]“亚氏以三段论法为有效的推理法式，一切真正知识都可以由此证明。”[45]“然因明之者，非表明原因结果之谓，乃示吾人建设言论或寻求知识之方法。而名学乃吾国先哲正名实之术。”[46]
从西方逻辑发展看，逻辑学科所涉包含着演绎、归纳、非形式逻辑等，呈现多元性，而仅非演绎逻辑，受西方逻辑学史的影响，我们提出逻辑学是研究思想论证的结构与规则之学。依此我们说佛教逻辑是一个信仰的逻辑，有其独立结构与规则；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关注佛教逻辑的论证主体与目的的研究。由此，我们勾画印度佛教逻辑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从理论研究看，包括印度佛教逻辑史、汉传佛教逻辑史、藏传佛教逻辑史和藏传量学等，以及以法称逻辑理论为基础写出“印度佛教逻辑概论”；从应用看，讨论印度佛教著作的论证方式，尤其是研究唯识学论证。
【注释】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跨文化互动下的中国近现代汉传因明研究”（批准号：14BZX07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义论证理论研究”（批准号：16JJD720017）。
[2]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9页。
[3]《方便心论》，［后魏］吉迦夜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23页。
[4]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0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00页。
[5]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0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356页。
[6]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0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00页。
[7]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0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01页。
[8]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0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03页。
[9]大域龙菩萨：《因明正理门论本》，［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6页。
[10]大域龙菩萨：《因明正理门论本》，［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页。
[11]大域龙菩萨：《因明正理门论本》，［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页。
[12]大域龙菩萨：《因明正理门论本》，［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页。
[13]商羯罗主菩萨：《因明入正理论》，［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1页。
[14]商羯罗主菩萨：《因明入正理论》，［唐］玄奘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1页。
[15]法称：《释量论［A］.显密文库》，http://read.goodweb.cn/news/news_view.asp newsid= 1648
[16]索达吉堪布：《量理宝藏论释：五部大论之因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17]方授楚：《墨学源流》，北京，中华书局1934年，第219页。
[18]宋恕：《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胡珠生：《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54页。(https://www.daowen.com)
[19]宋恕：《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胡珠生：《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54页。
[20]章太炎著，傅杰编校：《论诸子学.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
[21]谢无量：《佛学大纲》，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第314～320页。
[22]［宋］延寿：《宗镜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卷，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 990年，第720页。
[23]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676～1677页。
[24]陈望道：《因明学概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页。
[25]陈望道：《因明学概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页。
[26]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2页。
[27]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1页。
[28]石村：《因明述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4页。
[29]石村：《因明述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6页。
[30]《杨仁山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7～308页。
[3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3～284页。
[32]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33]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6页。
[34]《太虚大师全书》（电子版）http : //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707/1812143485802.html
[35]牟宗三：《逻辑与辩证逻辑》，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上海，民权书局1934年，第93页。
[36]谢幼伟：《现代哲学名著述评》，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37]吕澂：《奘净两师所传的五科佛学》，《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384页。
[38]吕澂：《奘净两师所传的五科佛学》，《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384页。
[39]吕澂：《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594页。
[40]周叔迦：《因明新例》，《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59页。
[41]周叔迦：《因明新例》，《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58页。
[42]周叔迦：《因明新例》，《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58页。
[43]虞愚：《中国名学》，刘培育：《虞愚文集》第一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44]虞愚：《中国名学》，刘培育：《虞愚文集》第一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45]虞愚：《中国名学》，刘培育：《虞愚文集》第一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7页。
[46]虞愚：《中国名学》，刘培育：《虞愚文集》第一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