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中国名辩、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比较的理论导引

梁启超之所以能够首开三大逻辑比较研究的先河，除了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在近代时期三元并存的宏观历史背景之外，孙诒让的有关学术研究成果构成了其独特的理论导引。

（一）《墨子间诂》与清代墨学研究的理论汇集

孙诒让（1848—1908年）是晚清朴学大师、研治墨学之集大成者，其著作《墨子间诂》一书在墨学研究史上占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关于此书，俞樾曾有如下评论，孙诒让“集诸说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缺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脉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3]孙诒让在该书的自序中亦说：“《经》、《说》、兵法诸篇，文尤奥衍凌杂，检揽旧校，凝滞殊众，研核有年，用思略尽，谨依经谊字例，为之诠释。”^[4]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该书时指出：“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5]《墨子间诂》成书于光绪年间，创作过程前后历时30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聚珍版印成300部，二十三年（1897年）终成定本。在《墨子间诂》一书始刊次年（1895年），孙诒让即寄书于梁启超。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为梁启超完整地接续清代墨学研究传统，承继卢文弨、毕沅、孙星衍、王念孙、苏时学、俞樾、孙诒让等诸多前辈学者的治墨成就，开创包括墨辩在内的中国古代名辩研究之新局面、从事三大逻辑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梁启超自己后来曾经这样回忆道，《墨子间诂“》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6]看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一书对梁启超开展学术研究的导引作用，梁启超是有自觉的认识的。(https://www.daowen.com)

（二）《与梁卓如论墨子书》和孙诒让的初步构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即《墨子间诂》定本完成的那一年，孙诒让曾经致书梁启超。信中言到：“……研校十年，略识旨要，遂就毕本，补缀成注。然经说诸篇，闳义眇旨，所未窥者尚多。尝谓《墨经》揭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7]，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缺，不能尽得其条理……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覆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贵乡先达兰浦（甫）、特夫两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诸学，发挥其旨；惜所论不多，又两君未遘精校之本，故不无望文生训之失。盖此学赅举中西，邮彻旷绝，几于九译乃通，宜学者之罕能津逮也……倘得执事赓续陈、邹两先生之绪论，宣究其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非第不佞所为望尘拥彗，翘盼无已者也。”^[8]上引内容至少包含以下信息：第一，《墨经》内容丰富，其中有和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相通之处，即所谓“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第二，上述断言并非凭空而立，乃孙诒让“研校十年，略识旨要”之结果。第三，关于《墨经》、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孙诒让虽然没有能够提供直接的理论证明，但他在《墨子间诂》印成后所做的“间用近译西书，覆事审校”工作，（例如他所列举出的三个有关几何学、物理学的例子）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某种程度的间接支持，即它们表明在《墨经》中存在着类似西学的知识。第四，关于中外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已经有陈兰甫、邹特夫为之于先行，可资借鉴。关于陈、邹二人的中外学术比较，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曾经有所论及。他在该书中指出：“邹特夫（伯奇）则言《墨子》中有算术，有光学，有重学，以告陈兰甫，而著其说于所著《学计一得》中。”^[9]第五，《墨子间诂》定本乃孙诒让“研校十年”之产物，为梁启超等后继学者充分挖掘该书的丰富内容，开展中外学术思想比较，避免“所论不多”、“望文生训”之不足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本资源。第六，结合《墨子》文本，开展包括逻辑学在内的中外学术思想之比较乃“旷代盛业”，是人们“望尘拥彗，翘盼无已”之梦想。以上六点，分别涉及开展三大逻辑比较研究的研究对象、可行性、研究方法、学术价值等不同方面。可以说，孙诒让在《与梁卓如论墨子书》中实际上已经为未来的三大逻辑比较研究绘制了蓝图、勾勒了轮廓，而进一步去实现、丰富和完善这一蓝图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梁启超等后继者的肩上。写作《与梁卓如论墨子书》时，孙诒让已是名震中天的一代宿儒，他对彼时文名尚未高涨的梁启超^[10]寄以如此厚望，这就在一定意义上为梁启超日后开展包括三大逻辑在内的中外学术之比较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