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因明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王莉红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文学批评论著，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在《“诗论”题记》中评论道“而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1]在《文心雕龙》以前我国的理论著作都是散篇，王元化在其著作《文心雕龙讲疏》中指出：“佛家的重逻辑精神，特别是在理论的体系化或系统化方面，不能不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六朝前，我国的理论著作，只是散篇，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专著。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才出现了第一部有着完整周密体系的理论著作。因此，章实斋称之为‘勒为成书之初祖’。这一情况，倘撇开佛家的因明学对刘勰所产生的一定影响，那就很难加以解释。”[2]从《文心雕龙》的结构体系可以看出古因明对《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
（一）《文心雕龙》创作背景
因明学是源于印度的逻辑学，与西方的逻辑学、中国的名辩学合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在古印度中将知识分为五类，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因明作为五种重要的知识之一，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明学起源于古印度的辩论术，通过指出对方学说的错误来证明本学说的正确性，不过佛教为了宣扬教义，借助了因明学的论证方式，因此因明学也称之为佛教逻辑。因明学的“因”是指论证、推理的依据，“明”即智慧、知识，因明学即研究推理、论证和思维方法的学说，古因明的完整论式包括宗、因、喻、合、结，称为五支作法，宗是立论的论题，因是支持和证明结论的理由或根据，喻即举例论证，合就是把宗和因从正与反联系起来，结即是结论。古因明将五支作法结合起来进行推理。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西汉末年，印度因明汉传最早的是在南朝刘宋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民不聊生，朝代更替，大部分名士避士弃儒，西汉经学衰落，随之而来的是道学、玄学和佛学兴盛。因明学对刘勰创作的影响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刘勰二十岁从师于佛学大师僧祐，在定林寺中整理研习佛典十余年，典籍的论述方式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这刘勰的创作方式。其次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主要是以散篇为主，创作中讲究形散而神不散，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其体大而虑周、逻辑严密、前后贯通为历代学者所重视，而且自刘勰以后我国的文学创作也延续这散篇的形式发展，因此他创作的《文心雕龙》受到佛学因明学（古因明）的影响。
（二）《文心雕龙》的行文结构
《文心雕龙》全书共五十篇，分在《序志》篇中将《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概括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大组成部分，全文以“言为文之用心”为旨归。从《原道》（第一）到《辩骚》（第五）为“文之枢纽”部分，是全书的纲领。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3]的指导思想。其中《原道》篇提出“文源于道”，“道”即自然之道，世间万物都是随自然而生，是“与天地并生”的自然之文，而且天、地、人都是自然之道，“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4]《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阐明“道”是世界的本源，“文”产生于“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5]，所以写文章必须“体乎经”。《正纬》和《辩骚》两篇，从形式方面说明纬书和楚辞的内容，虽与正经相悖，但是其“惊采艳艳”，“有助文章”在写作中的借鉴。
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为“论文叙笔”部分。“文之枢纽”部分与这一部分合起来共二十五篇，是《文心雕龙》的“上篇”。“论文叙笔”部分详细讲述了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写作，论述了三十多种体裁的文章。“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6]，“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都是为“敷理以举统”服务。“剖情析采”部分包括《神思》（第二十六）到《序志》（第五十），一共五十篇。《序志》篇是全书的总序，起着头领的作用。而从《神思》到《程器》（第四十九）又可以一分为二，从《神思》到《总术》（第四十四）综合“论文叙笔”中各种问题的文体规格，论述文章的写作过程、写作原理和方法。从《时序》（第四十五）到《程器》对前文论述的内容进行一些补充，论述写作与时代、自然景观的关系，作者的才识和品德修养，以及诗文鉴赏的态度方法。
《文心雕龙》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其实全文分为五部分。首先提出观点“文源于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是全书总的立论，相当因明学的“宗”。文源于自然之道，圣人的文章符合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依靠圣人来表达在文章里面，圣人通过文章来阐明自然之道。“文之枢纽”前三篇《原道》《征圣》《宗经》为第一部分，是五支的“宗”。在《原道》开篇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文”作为万物都有的属性和形式表现，渊源深广，与天地一起产生。先论述自然万物如日月、山川河流都是与天地并生的自然之文，接着“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7]”都是“自然之道也”。再推广到动植物以及人类之文都是自然之道的表现。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圣哲用精妙的道理写作文章，以灵秀之气化为文采，成为神妙至极是天地之心的主宰者，经书是陶冶人类性情的工具。
《正纬》和《辩骚》通过去伪破邪，以纬书和离骚的离经来论证文源于道的正确合理性，属于“因”。接下来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论文叙笔”部分，列举三十多种文体论证各种文体都是自然的表现，与五支作法的“喻”相当。在每一种文体中，刘勰都在论述该文体是如何原道、征圣、宗经的。如《颂赞》中指出“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赞者，明也，助业。”“容体底颂，勋业垂赞”[8]说明颂赞这种文体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作用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辅助君王成为圣贤。
从《神思》到《程器》相当于“合”，将因、喻两部分引合论之，通过因和喻的推理论证宗的合理性、正确性。如在《声律》（第三十三）中写道“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9]，“大和”就是指自然和谐，在声律方面要自然流畅，做到“声有飞沉”，“响有双叠”。文辞之声使文章合乎声律，写出的诗文要“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10]，如果机械的排列就会成为“文家之吃”[11]。最后一篇《序志》作为全书的总序，按古人的序都在文章最后的方法，被放到全书的末尾，是全书论述的总结，在结构上相当于因明学五支作法的“结”，再次论证开篇中所提到的文源于道的观点。
因此，《文心雕龙》的结构形式和古因明学五支作法的形式非常相似，《文心雕龙》依据因明学五支作法各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浑然一体，论证全面。特别指出的是《文心雕龙》中“宗”的部分本人认为前三篇都属于总论，因为作者创作的目的之一是以圣人以及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益后生之虑，全书的主旨不仅仅是论述“文源于道”这个观点，因此《原道》《征圣》和《宗经》是三位一体的，都属于全书的总立论，后面的论述都围绕前三篇展开。[12]
（三）总结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明学还没有正式传入中国，因明学的第一次汉传也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古因明的论证方式已经渗透到佛教的经纶当中，而刘勰早期在定林寺整理佛典的十余年，虽然其早期入寺是迫于无奈，并非真心信佛，后期有机会立即入仕，《文心雕龙》中占主要地位的思想还是儒教思想。但是刘勰必然会深受佛经的熏染，佛教的思维方式或多或少会影响《文心雕龙》的创作，同时正是佛教思想特别是古因明学的影响，这一部著作对中国文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使其成为我国第一部集大成的、系统的文学专著。
参考文献：
【1】王志彬译.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https://www.daowen.com)
【3】刚晓.因明学习指导［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4】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孙蓉蓉.《文心雕龙》的产生和形成辨析［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02）.
【注释】
[1]鲁迅大辞典编纂组：《鲁迅佚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9页。
[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
[3]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序志》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5页。
[4]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序志》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
[5]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序志》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页。
[6]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序志》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5页。
[7]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序志》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
[8]俗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序志》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5～96页。
[9]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序志》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5页。
[10]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序志》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4页。
[11]“吃”指口吃。刘勰指出如果违背了声音搭配的次序，就会导致文章家的口吃病。范文澜注指出句中有隔字双声和隔字叠韵，念起来会不顺口，就有吃文的毛病。
[12]在大部分关于《文心雕龙》与因明学的关系的文章中，都主张只有第一篇《原道》篇属于古因明五支式里面的“宗”，而第二篇《征圣》到第五篇《辩骚》属于“因”，如：黄广华的《〈文心雕龙〉与因明学》，《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孙蓉蓉的《〈文心雕龙〉的产生和形成辨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