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从“启蒙性道德”到“主体性道德”

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将蒙养院改名为蒙养园，对蒙养园保姆的任职资格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保姆须女子有国民学校正教员或助教员之资格，或经检定合格者充之。”^[11]1912年颁布、1916年修订的《修正师范学校规程》对师范学校的学生作了如下道德规定：“富于美感，勇于德行”“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分”“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12]这是国家对所有教师（包括蒙养园保姆）的道德要求。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下，民国初期，政府开始站在资产阶级公民的立场，把蒙养园保姆当作与男子平等的个体来对待，从而改变了封建女性道德的内涵，促进了女性的觉醒，因此，可称之为“启蒙性道德”。

194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幼稚园设置办法》明确了幼稚园教员的任职资格：“幼稚师范学校毕业或具有小学教员资格”。^[13]之前于1933年公布、1935年修订的《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范学校实施下列训练：“锻炼强健身体、陶冶道德品格、培养民族文化、培养终身服务教育之精神。”^[14]幼稚园教员要具有强健的身体、德业的修养、服务的精神，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积极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真正成为社会性存在。1932年公布、1936年修订的《教育部公布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当团体作业时，如有少数儿童不愿参加，不必强迫”，“须体察儿童的心理，切合儿童的经验”，“教师是儿童活动中的把舵者，要使儿童跟着他的趋向而进行”。^[15]这些有关职业道德的要求，把儿童放在了重要位置，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儿童的心理发展需要，体现了幼儿教育的内在规律。鉴于此，这种道德可称之为“主体性道德”。

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从“启蒙性道德”到“主体性道德”的发展，与当时的文化、教育背景密切相关。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衰退，加速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裂变，为幼儿园教师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同时，一些杰出的教育家将西方学前教育思想本土化，进一步发展了对幼儿教育和幼儿园教师的认识，使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能够基本反映特定职业活动的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