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生活实践，切忌空头说教

一部戏剧作品，说到底，是对于人物自由精神的表达，是对人物心灵走向自由境界过程的描绘，即使反派人物，也可以看作是为了这种正能量的弘扬而存在。那么，人物精神上的自我解放是如何实现的？我们的回答是，要注重在生活实践中实现人物精神心灵的渐次转化，切忌思想上的空头说教。去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举办纪念戏剧家马健翎先生110周年诞辰活动，约请我写一点文字。我抽出几天时间认真阅读了马健翎先生的现代戏剧本，发现先生很注意在感性生活实践中实现人物的心灵转变。他有一个剧本《大家喜欢》，其中有一场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折子戏，叫“王三宝开荒”。主人公王三宝是个大懒汉，大烟鬼，浑身像抽了筋似的，面如魔鬼之色，手无缚鸡之力。乡长带他一起开荒种地，王三宝开始是连头也拿不起来的。在乡长的带动和鼓励下，待这场戏结束，他也仅仅是能把头举过头顶，向下挖那么一下，再举过头顶，没挖下去，然后就累得躺倒在地上了。这折戏就直观地告诉我们，人物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生活中缓慢地逐步地进行的。注意在生活实践中展示人物的精神演化，是一切优秀剧作的美学特征，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戏曲的优秀折子戏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甚至觉得，诸多传统折子戏之所以长久流传，久演不衰，其魅力就在于，能够在感性生活中细致地展示了人物精神的转化过程。比如秦腔传统戏《铡美案》中“杀庙”这场戏，秦香莲恓恓惶惶带着一双儿女栖身破庙，陈世美差遣韩琦尾随追杀他们。韩琦出场，我们会看到，他领命在身，杀气腾腾，摩拳擦掌，甚至做出一刀而置人于死地的动作，但是，他最后不但没有杀害秦香莲及其子女，反倒引颈自杀。从杀人到自杀，韩琦的精神情感转化，就是在追，逃，寻，躲，杀，护，逼，问，哭，诉等等这一系列追逃的动态生活流程中完成的。再比如秦腔传统戏《秋江月》中的《打镇台》一折，小县官王震开始是不敢打比他官阶大的镇台李庆若的，王震是在与李庆若的交锋过程中，自己给自己壮胆，从试着下手打到终于打了镇台李庆若。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精神的提升，是在审理李庆若案件这个生活实践中逐步完成的。不仅我国的优秀传统戏，国外的优秀戏剧作品，也是这样。重视在实践中实现人物精神心灵的转化，比较精彩的，我仍然首推莎士比亚。如悲剧《奥赛罗》，摩尔人奥赛罗从不相信妻子代丝德蒙娜在情感上会背叛自己，到终于相信妻子和他的副将凯西奥有染，就是在一个复杂的生活实践中完成的。该剧第三幕第三场就详细地展示了他的这一段精神演化历程。小人亚果开始在他面前拨弄是非，他根本不相信妻子会与凯西奥有私情，他从不相信到犹疑，到困惑，到怀疑，再到逐渐地相信了，是在他与亚果这个小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次完成的。亚果伪装好人，一次又一次给他使坏，他竟浑然不觉，一次又一次错认亚果，埋下悲剧的种子。《里亚王》更是如此。该剧第三幕第四场，描写里亚在暴风雨中，疯疯癫癫地呼唤：“赤裸裸的可怜人，不论你们在哪儿，遭受到这种无情的暴风雨敲打，凭你们光光的脑袋，空空的肚皮，凭你们穿洞开窗的褴褛，将怎样抵御这样的天气啊？啊，我过去，对这点太不关心了！治一治，豪华，袒胸去体验穷苦人怎样感受吧，好叫你给他们抖下多余的东西，表明天道还有点公平。”里亚精神境界的提升，显然是在遭到女儿抛弃，流浪于荒野的非人境遇中实现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实践中实现人物精神心灵的转化，作为一种戏剧美学传统，在我国的戏剧舞台上一度中断。我们会看到，《红灯记》中的李奶奶痛说一段“革命家史”，李铁梅紧接着就是“红灯高举闪闪亮”，人物的精神转化是在说教的静态生活中实现的。类似《红灯记》这样使人物在静态说教中实现精神转变的戏剧情节，在“文革”时期的一些剧目中还有。这些剧目，现在被我们许多人称作是红色经典。当然，不可否认，“文革”时期包括革命样板戏在内的许多剧目，艺术上的确有许多创新之处。在这里，我无意于过多对这些剧目说三道四，只是想指出，在人物塑造上，有的剧目人物精神转化突兀，似乎有简单化倾向。其中的人物，只讲政治，只讲革命，精神转化生硬，较少人情味，影响了作品的审美价值。这类东西之所以能够流传，是因为里面渗透着堪称一流的艺术家的创造在里面。也就是说，是艺术家刘长瑜成就了李铁梅，不是李铁梅成就了刘长瑜，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是人包了戏，而不是戏包了人。因为我们还可以设想，刘长瑜即使不饰演李铁梅，饰演其他戏剧人物，依然不失为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还有我们唱秦腔《红灯记》的表演艺术家马友仙，不唱李铁梅的唱段，唱“西湖山水还依旧”，也丝毫无损于她作为一名优秀表演艺术家的风采。是她们的演唱，包括作曲的唱腔设计，赢得了观众永久的喜爱和赞赏。现在如果把“样板戏”那些唱词单独拉出来看，的确有政治化概念化之嫌。李奶奶这里一番说教，李铁梅那里立竿见影，现在的二流编剧也不会这样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实践中实现人物精神心灵的转化这个传统，正在恢复。至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舞台创作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如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中的主人公孟冰茜，20世纪50年代随交大西迁到西部，但她一辈子都梦想着回上海。大半生的生活实践，才使她于不知不觉间融入了西部的生活。最后她回到上海，竟发现她已经不适应上海了，她被西部同化了。由此可见，人物精神心灵的转化，是一个极其艰难而缓慢的生活实践过程。那种通过一番说教，人物便随即转化，分明是形而上学在艺术创作上的表现。

黑格尔曾经说过：“每个个体，凡是在实质上成了比较高级的精神的，都是走过这样一段历史道路的。”（《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0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他这里所谓“成了比较高级的精神”，指的就是人的精神的提升现象，所谓“这一段历史道路”，指的就是“人的教养”的漫长“生成过程”。也就是说，人的精神的提升是在漫长的生活中形成的。尽管黑格尔所讲的道理与现实生活无关，其生成过程是在精神思维中进行的，但他讲的人的精神提升是一个漫长过程，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正是基于这样的启示，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6页）穷人为什么对美丽景色无感觉，商人为什么对矿物的美熟视无睹，显然是长期的生活现实使人发生异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的心灵被物化，是长期的生活现实所致。人的这种“异化”和“物化”，不是几句话就能够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