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级，我告别悲酸过去的人生驿站——写在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七八级纪念入校40周年之际
我的童年很不幸。这倒不是我的亲人不爱我，而是我莫名其妙地患上一种随时都可能夺走生命的疾病：抽风。犯病时，那要命的一口气硬是吸不上来，憋得我弯下腰，在地上直转圈圈。这时候，母亲会一把搂住我，一只胳膊将我的头夹在腋下，另一只手捏一枚针，从我的人中深深刺进去。我于是“哈呀”一声，那口气便奇迹般的吸了上来。待我长大成人以后，时常寻思，我怎么会得上这个病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原来，当时全国上下大炼钢铁，祖母常常在出了炉渣之后，等那暗红的炉渣不烫了，就把我包裹起来，放在上面取暖。我亲爱的祖母哪里知道，那温热的炉渣，让我身上暖和了，却使我将大量正在散发的煤气吸入体内。唉，“大跃进”，大人们疯了，我也跟上抽风。大约与此有关，我比同龄的孩子羸弱得多，动不动就感冒。一些洞达人生的人，偶尔会提出一个怪问题：人之将死，是什么感觉？我说我知道。那是一个甜蜜而痛苦的梦。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狭长的小道上，迎面走来一个穿着黑色衣裤的老爷爷，推着一个过去农村常见的那种皮轱辘车子，车子两边放着两只柳编的长条筐子，筐子里放满令人垂涎欲滴的火晶柿子。老爷爷说：“孩子，吃吧！”我竟狼吞虎咽地将那两筐柿子一口气吃光了。柿子真好吃，可吃完以后，我才感到肚子要爆炸了。我要死了。万幸的是，我又醒过来了。据说，发烧发到42摄氏度，人就去了阴间。那次（大约我10岁那年），连续一个星期，我发烧到41.5摄氏度。待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炕上，感到炕是竖着的。迷迷糊糊中，我看见了我爷爷那张愁苦的脸。老人家把白酒倒在毛巾上，一遍一遍擦拭我的身体，为我降温。一次小小的感冒，竟然将我送到黄泉路上。也许前世未了情缘太多，我硬是没过那奈何桥，没喝那孟婆汤。坏事也是好事，走过一次黄泉路，人生什么样的路也就都不怕了。
我自幼喜欢读书。这个受用一生的好习惯，缘于我父亲的影响。父亲在外地工作，一辈子教师生涯，每逢寒暑假，才能回家与我们相聚一回。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村头上小学，定期会收到父亲为我寄回的刊物，起初是版本较小的《红领巾》，后来是稍大开本的《儿童时代》，再往后就是与书本接轨的《少年文艺》了。这些读物，在我的文化启蒙阶段，无疑起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我年轻时尽管嗜书如命，但在那个特殊时期，真正应该去读的书，涉猎甚少。若干年后，我发现大凡在事业上有点成就的，是逆着时风，读了许多所谓禁书的人。我考上大学那年，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红塑料皮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毛泽东选集》我通读过，是好书，但好书似应更多。父亲生活在那个时代，具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这不怪父亲。那时，我常常给父亲写信，父亲会在回信中，将我信中的错别字一一改过。我清楚地记得，我写“纸”字，常在“氏”下面加一点，父亲便用红笔将那一点圈住，拉到外面去。我不在父亲身边，但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父亲身处异地对我的那份亲情和牵挂。我自小到大，父亲好像只打过我一回。那是我不知要做什么事，向父亲要5块钱，父亲只给我2块，我不依，相持不下，父亲很生气，打了我一个耳光。我虽然满肚子委屈，过后还是深深地理解了父亲。我全家，爷爷，奶奶，母亲，我，加上弟弟和妹妹，六七个人的生活，基本上由他一人承担着。那时候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一两毛钱，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不仅分不了红，而且还欠队上的。此后，我再没有向父亲伸手要过钱。我上了大学以后，父亲每月只能供给我5块钱。每每当我揣着那5块钱，坐在回学校的公共车上，一路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当时，上古典文学课，用的教材是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了省钱，我硬是没买这套书。古代文学考试前，我总找同学何锡章一起复习。这个小个子，人特好，特聪明，记性好，听他滔滔如流水般讲述答案，等于帮我把课文内容梳理一遍。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爷爷的影响下度过的。爷爷是被世事经怕了的那种庄稼人，一辈子似乎都在为自己能够活得像一个人而不懈努力。弟兄5人，他最小，人呼老五。早年，他的四个哥哥，有的病饿而死，有的惹了村霸挨了枪子，有的路遭土匪打抢被活活勒死，都没活过40岁。就他命大，活到70多岁。他凭着自己的朴实和勤劳，挣得了一份殷实的家业，遇到解放，一倒手，又都入了社。但是，这份家业却给我的家庭戴上一顶富裕中农的帽子。富裕中农是个令人忐忑不安的阶层，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被信任的对象；在非常时期，会被怀疑为漏划富农或漏划地主。就是这顶富裕中农的帽子，在我的心灵罩上暗无天日的阴霾。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母亲把我拉到她跟前，凄然地叮嘱我：“老师问你啥成分，就说是富裕中农！”我根本不知道富裕中农是什么意思，只是感到，母亲说的不是什么好事。母亲反复叮咛我，是否怕我说错了，落下个欺骗组织的罪名呢？那时我6岁，还未到会骗人的年龄。中学时代，我一度入不了团，老师明确告诉我，你家是富裕中农。学校开大会，总是选家庭成分是贫下中农的学生发言。看到贫下中农子弟扬眉吐气的神情，我自觉比他们矮了半截。我对他们是仰视的。
真正触动我魂灵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某天晚上的一件事情。半夜过后，我从深睡中突然醒过来，先是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继而看到两个身影，那是爷爷和奶奶。他们把我往炕里面推，然后从我身下抽走铺在炕上的榆林毛毯，就一起出了房门。我悄悄爬起来，溜下炕，爬在窗子上，捅破窗户纸，看他们究竟干什么。啊，他们在后院墙角的猪圈里，挖了一个大坑，把那榆林毛毯塞进去，再用粪土埋上。当他们返身回到屋里时，我早躺在炕上假装睡着了。第二天，我家的箱箱柜柜就被来人贴上了封条。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我家最为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那条榆林毛毯了。爷爷奶奶怕被没收了，就把它藏在猪圈里了。事后，家里的封条又被揭去了，那条榆林毛毯又被爷爷奶奶挖出来，搭在太阳底下晾晒。看到这一切，我心里极其难受，开始低着头走路。
“文革”开始后，社会乱象，人人皆知。我爱读书，读书之路恰恰被堵实了。以前，爷爷再苦再累，向来是不让我干农活的。他要我潜心读书，将来能有个好前程，能走到人前去。现在，老人家有了某种预感，得让我干农活，不然，学上不成，落在农村反成个废物，岂不把我一生全毁了？于是，一字不识的爷爷，开始以他大半辈子的种田经验，为我启蒙。尤其是，老人家要让我知道，当农民，得能吃苦。我十三四岁那年，他有意让我随堂哥上北山拉煤。我哥俩一人一辆架子车，哥哥拉800斤，我拉500斤。家离煤矿120里路，空车一天上去，重车两天返回。返回的那天早上，我们在煤场选了煤，把架子车拉到煤矿的街道上，就去吃早点。体力活，得吃好点。我们没有吃自带的干粮，在街边小店吃了一顿豆浆油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豆浆油条，豆浆油条合在一起原来是那么好吃，多年以后，我时常吃豆浆油条，再也没有吃出那个镌刻于心的味道来。拉着沉重的煤车，中途需翻越一道大沟，一下一上，约十里路程。翻过沟后，我早累得昏天黑地了。哥哥在前面，像头老黄牛，永不停歇地走着。我俯下身子，紧紧地盯着他那不断晃动的后背，双腿吃力地蹬着路面，汗水顺着满脖子往下淌。傍晚时分，我们歇息在路边的一家车马店里。放好车子，就在车马店的露天院子，我一倒头就沉沉地睡死了。次日一大早，哥哥叫我起来，硬是摇不醒我。我也弄不清我是怎么继续上路的，离家还有10多里路的时候，我实在拉不动了。我想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都无济于事。我真想一头栽进路边的沟渠里，永远不再起来。哥哥拿出一条绳来，把我的车子和他的车子连在一起。这样，他就等于拉着两辆车。我哭了，哥哥是农民，农民其实比那些常常给农民讲道理的人要伟大得多！
在还保持着传统耕作方式的农村，当农民苦哇！岂止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离开农村，即使那些誓言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人，其实比我更想离开农村。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全公社大会上，表示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其实，这样激进，不过是为了赢得组织的信任而已。事实是，就因为有一颗信誓旦旦的红心，他早早被推荐上了大学。每次推荐上大学，名额分到大队，我总是心潮涌动，满怀希望，一笔一画，认真填表。我在心里反复地检讨自己，我劳动成绩突出，搞棉花冷床育苗，籽棉亩产在当时曾经高达320斤。但到了由贫下中农评议之时，一股悲凉的情绪便漫过心头。我偷偷地藏在打麦场的山墙后面，眼巴巴地盯着坐在场面上的那几个贫下中农代表。他们衣服披在肩上，手持着长长的烟杆，一副神圣而肃穆的样子。我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上，中国高等院校的大门就由他们把守着，我辈的人生命运就攥在他们的手里。会议的结果是明摆的，我是不会被提名的。不是我表现不好，而是这名额显然是贫下中农子弟的。我也不怨恨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履行他们的时代责任。
离开农村的另一个途径是参军。我曾经多么想成为一名革命军人，穿上那一身耀眼的绿色军装。爷爷似乎也企图通过改变我的身份，改换门庭。如果我家的门楣上也钉上了“革命军属”的红牌子，谁还敢再说我家是富裕中农？参军入伍，大队干部就很关键了，因为招兵的来了，首先接触的就是大队干部。爷爷于是把大队干部请到家里，坐在炕上，备上酒菜，热情招待。在那年头，有能够招兵的机会，大队干部早留给本家的兄弟子侄了。他们坐在炕头，一副主人翁的姿态，一边吃喝，一边口若悬河地说东道西，貌似关心，实则应酬。我一年又一年陪着体检，末了总被淘汰掉。看着同村的青年人，一个一个带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被送走，我钻在家里，实在无脸见人。村里有我一个中学同学，到部队做了营长，真令我羡慕不已。他每次回来探亲，都要找我聊天。他离家时间并不长，竟不会说家乡话了。他给我介绍部队的生活，说每天各种各样的肉菜，鸡蛋，牛奶，蔬菜，水果，应有尽有。看他眉飞色舞地说着，想想我自己，我羞得头都抬不起来。后来我上了大学，毕业到政府机关工作，他却转业到某企业做了个保安。奇怪的是，他从此与我断了来往。我忽然悟道，他原来找我，是能够在我身上感受到自己的不凡。现在不再来了，是因为我自身的变化，使他失去了这种优越感。唉，人啊……
农村也有相对体面的工作，就是当民办教师。这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因为那样的位置，根本轮不上我。多年来，爷爷对我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让我能够体面地站到人前去。可我生不逢时，看来要让爷爷失望了。老人家也似乎看清了这个结局，无奈地说：“爷爷老了！”他神情黯然，分明有满肚子的遗憾。1975年，经一位乡叔介绍，我到公社拖拉机站做了小小的出纳员，月薪12元。这对爷爷无疑是个安慰。我天生对数字麻木，根本就不是做出纳的料。整天看着账本，把手边的现钱数过来，数过去，结果还是短了50元钱。50元，不是个小数字，那是我四个月的工资啊！爷爷知道了，说：“短了就短了，咱补上。解放初，我是手持红缨长鞭，吆着高头大马，拉着新打的大车入社的。50元钱，没啥，只要人在正路上！”爷爷的话，让我受用了一辈子。
1977年，高考恢复，我的心情并不激动。高中毕业6年了，我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上大学的心早死了。后来又听说老三届的学生都可以应考，我也就跟着参加了。结果只差一点，名落孙山，因为我的数学只得了13分。也就是这13分，使我眼前突然一亮，看到了曙光。只差一点？我要是把数学赶上去，不就没有问题了吗？我于是来了精神，调整思路，开始复习数学。有三四个月，我每天晚上12点以前没有睡过觉。蜡烛一根接一根，熏得鼻孔都是黑的。就这样，功夫没少下，1978年高考，数学也才勉强得了40来分。谢天谢地，就是这40来分，成全了我。那天，我像小偷似的，溜进公社的小邮政所，只见那张放邮件的桌子上有一封信。我一看，是西北大学寄给我的。我迅速地把信揣在怀里，冲出门一路跑回家里去，先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爷爷。爷爷把那封信拿在手上，反复看了看，狐疑地对我说：“给我念念，里头说的啥！”我打开信封，就给他念，无非是入学注意事项之类的话。爷爷听完，在烟布袋里面挖满一锅烟，用力擦着火柴，点燃叼在嘴上，不再说话，走出去了。我发现，爷爷佝偻的腰板，硬朗了许多。
就在我考完试，等待消息期间，风闻公社要处分我。我这才想起来，离高考只剩下两个月的时候，公社组织挖排碱沟劳动大会战，抽调我去搞宣传。由于我面临高考，就没有上工地去，惹恼了公社主管领导。我一直忐忑不安，生怕把刚刚能站在人前的出纳员这份工作给弄丢了。可是，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这个顾虑瞬间也就随之消失了。我忽然感到，我也有硬气的时候。
我入校后不久，有一天，班长聂益南同学为我传话，说爷爷去世了。我匆忙赶回老家，只见爷爷静静地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我由于悲伤过度，便没有了悲伤。我想向爷爷说点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是否觉得，我上了大学，已经能站到人前去了，自己应该走了？他为了家族的颜面，为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人能活得像个人样，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维护集体利益，乐于扶危帮困，人们理解他吗？爷爷的葬礼很隆重，全村的人，甚至包括邻村的人，都来为他送葬。人们都说，他是个大好人。人们还说，他有一个好孙子，上了西北大学。他可以走了，随着过去的那个时代一起走了。
……
自从1982年毕业离校之后，从毕业20年起热心的班长每隔10年，便组织一次同学聚会，至今已组织过两次。前两次，我因故没能参加。这一次是纪念进校40周年，我无论如何是必须去的。聚会的前两天，我回家看望已经奔90岁高龄的父母，向老父亲说了我有一个纪念入校40年的同学聚会。老父亲询问我，你的同学都在干什么。我就我所知道的，一一告诉他。末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同学，有当部长的，有当局长的，有当教授的，有当校长的，有当总经理的，还有留洋的，更有把生意做大做强的……个个都是各个领域的精英。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从我心头油然而生。由于自小恶劣的生存环境，我养成了卑下而仰视他人的性格。现在，我竟然能够与这样一个卓越的群体结缘，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我从我的大学同学身上，感受到一种做人的尊严。我回到家里，一时又觉得有些凄然，有些伤感。我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儿啊！不是1978年高考，我的人生道路将不堪设想！
七八级，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七八级，你是我告别悲酸过去的人生驿站，是我走向新的人生的起点。
2018年11月3日于西安高新区望庭国际寓所
注：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谨以此文代替作者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