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酸而欣慰的爱情演绎——话剧《平凡的世界》观后

大约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路遥亲笔签名送了我一套三卷本《平凡的世界》。那是一部堪称宏大叙事之作，洋洋百万余言，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全景式地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十年的历史变迁，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精神演化历程。时隔20多年之后，观看了由孟冰编剧、宫晓东导演、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演出的话剧《平凡的世界》，别有一番独特感受。该剧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以几对年轻人的婚姻爱情为线索，展示了在摧枯拉朽的社会变革之际，他们的悲酸命运，奋斗历程，情感变化，人生体悟。

该剧所表达的精神意蕴是悲情性的。舞台上那些芸芸众生，是一群为美好念想而不懈奋争的魂灵。孙少安与田润叶之间的爱情，那么纯真美好，可是一个“穷”字，致使孙少安迎娶的是山西女子贺秀莲，田润叶最终嫁给了某地委领导的儿子李向前。如果说，孙少安和田润叶是因为穷困，导致美好情感归于毁灭，那么郝红梅的婚恋，却是力图摆脱穷困而呈现出另外一种形态。她企图以婚姻来改变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命运，结果落得个孤儿寡母，以摆摊卖饭为生的悲戚下场。孙少平与田晓霞倒是志同道合的一对，事实上也未能走到一起。田晓霞在抗洪抢险中英勇牺牲，这种人为的情节安排，显然是一种悲剧性的暗示。孙少平接近惠英母子，应是他的必然结局。爱情是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作品中年轻人的爱情悲剧，令人扼腕慨叹，发人深思。

黑格尔说：“戏剧人物是自己吃自己种下的果实。”该剧的深刻之处在于，一对对爱情悲剧，并不是在某种强大的外力干预之下酿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自己造就的。孙少安就对弟弟孙少平说：“你要真心喜欢一个人，你就应该让她生活得更好！我和润叶的事往后就不提了。”可见，是他自己自觉贫穷，忍受着极大的情感折磨，中断了与田润叶的爱情关系。郝红梅也同样，在学校时就与孙少平感情亲近，但是理智促使她明确告诉孙少平：“我知道你在心里对我好，可我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我一样穷的农民呢！”她对田润生似乎也更为决绝地表示过：“这辈子我绝不会嫁给一个农民！”孙少平和田晓霞，都是具有精神追求的新一代青年，他们一次次约会，谈论人生，憧憬未来，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但是，由于身份的差异，孙少平从内心深处对于他和田晓霞是否能够成为亲眷，是存在疑虑的。理想毕竟是理想，生活的现实，使他把自己的人生，一步步寄托在惠英母子那里。在惠英母子那里，他有回家的感觉。有人说他的闲话，他竟然说，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严酷的生活际遇，致使他最终未能超越自己的精神局限。

该剧在深入揭示人物爱情悲剧因素的同时，注重描写人物与生活相伴相随的情感演变以及精神收获。他们对人生原本是抱着无限美好念想的，但生活现实一次又一次将这种念想变为泡影，这不能不对他们的精神心灵产生重大影响。郝红梅是那么心气高傲的一个优雅女子，不幸的生活遭遇，竟使她变得与粗俗的村妇无二。她痛彻心扉地说：“要活命，就得不要脸，要脸，就别想活命！”多么深刻的人生体验！孙少平那么爱读书，有才华，有理想，浑身洋溢着蓬勃的浪漫色彩。他刚出走之时，扬着衣衫高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是，生活的炼狱，竟使他最后说出这样的话：“人，要面对每一天，吃什么，喝什么，睡在哪儿。”多么大的精神反差，简直判若两人。田润叶那么坚定地持守自己的内心情感，结果还不是面对现实，回到了断腿丈夫的身边。她180度大转弯的婚姻态度，无疑是她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的结果。还有那位田福堂老人家，当了几十年支书，经了一辈子世事，在双水村从来说一不二，竟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他对这看不惯，对那不理解，对任何事分辨不出对和错，就很耐人寻味。

该剧描写的爱情故事尽管是悲剧性的，却并不让人感到过分悲伤，反倒弥漫着一种温馨气息。究其原因，似乎与我们民族的某种性格有关。由于双双对对的爱情错位，说到底是人物自己的意志选择，所以剧中人面对诸种困难，遭遇诸多不幸，总是携带着一颗隐忍之心，一种克己态度，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接纳一切，包容一切，拥抱一切。我们看到，在舞台那巨大的转盘上，不管是戏的开场，还是戏的结尾，那雕塑般的人群呈现给我们的都是奋力前进的形象。孙少安与田润叶分手，虽则痛苦，但在这痛苦的背后却蕴含着极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即为了他心中所爱之人更加幸福。为此，他会将婚姻的不幸消解在和谐的生活之中。孙少平和田润生，竟然巧合般都分别与孤儿寡母结成眷属，让人似乎感到不大般配，但正是这使人感到意外的结合，体现出感人至深的人文关怀旨趣。他们挥泪告别的是自己的爱情，却将爱情实现在更为可贵的人生价值之中。一直和丈夫李向前闹离婚的田润叶，在李向前双腿致残之后，非但与他不离不弃，而且表示要终身陪伴他，伺候他，为他生儿育女，给他以亲人般的温暖。人性情感的辩证法，在这里得到充分表达。老支书田福堂对儿女的婚事，一直心存不满。在他看来，女儿田润叶不该离婚时要离，该离时又不离；儿子田润生，放着黄花闺女不找，却亲近一个寡妇，这都是让他难以接受的，但看到儿女们双双对对，情投意合，分别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归宿，他也便前嫌尽释。扮演田福堂的是曾获得戏剧梅花奖的演员马小矛，他以高超的演技，对人物的深刻理解，把一位农村老人的心态转化，表现得自然，亲切，生动，极富人情味。

要把百万字小说的基本内容展现在舞台上，其难度可想而知。主创人员充分发挥舞台艺术的特点，采用了诸多艺术手段，取得了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效果。首先是编剧对原小说中的情节进行了新的精神化处理。如在原作中，孙少安与贺秀莲举办婚礼，田润叶所送的两条被面是托人捎来的，在剧中，是田润叶带着被面亲自来到结婚现场。这样，有情人相见，利刃般穿心，还得装出笑脸相迎，极大地强化了情节的悲剧氛围，深化了作品的精神旨趣。再比如，原作以大量篇幅描写当时煤矿工人的生存状况，他们不仅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井下，精神上更是贫瘠枯燥，不见阳光。用他们的话说，老婆就是他们心中的太阳。在剧中，编剧据此创造了一个不雅细节，即孙少平来找师傅王世才，恰遇王世才大白天与老婆在屋内做爱。这似乎不大雅观，可反映的的确是实情。继而，就是这个王世才，在井下奋不顾身，英勇救人，钢筋穿胸，血洒煤坑，煤矿工人特有的粗粝之美，瞬间树立在观众心中。其次是舞美。在几乎占满舞台的转盘上，搭建了一个令人感到压抑的黄土高坡，可以多功能地进行利用。坡顶上面那个巨大的碌碡，既有象征性，又给人以沉重之感。随着剧情，它可以剖面打开，一会儿是婚床，一会儿是食堂，一会儿是煤铲，一会儿是会场，简洁灵便，一景多用，方寸之地，气象万千。再次是于原作之外，根据情节需要，设置新的人物。如那位解说员，以一种超然的视角，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交代环境，介绍事件，品评人物，在全剧整体结构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缀合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舞台上那些泥塑人，以抽象变形的面目，与陕北落后山村的黄土环境，融合为一，精神上给人一种蒙昧的感觉。他们多是某种黄土观念的群体呈现。在舞台演出过程中，他们幽灵般不时出现，体现的应是一种眼光，一种态度，一种类似“歌队”的烘衬作用。当然，他们的意趣又绝不仅于此，人物面貌的变形，给人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视觉冲击力。有时候，主要人物也是以泥塑偶人的形象出现的，大约追求的就是这种直入人心的强化效果。

原载于2018年第三期《西安艺术》，后被收入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屐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