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塑造与艺术的社会责任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存在着一个大约人人都能够看得到体察得到的社会现实,这就是经济在高速发展,而与此相反,人的全面素质在某些方面却有所下降,尤其是道德水准似乎持续滑坡。这一二律背反的现象,从每天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诸多媒体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来看,的确已经波及且侵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各个层面。其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问题,令人震惊不已,不寒而栗。具体事实不胜枚举。仅以食品为例,为了追逐盈利,有的人动的那种卑鄙的心思,想的那种残忍的办法,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手脚,其心机巧智,无所不用其极,就可见一斑。其危害,想必每一位正常人都有切肤之痛。问题还在于,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地出现于一时一地,而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普遍存在。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从在现代化征途上人所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病,随处可见金钱对于人的精神的侵蚀,随处可见外在功利对于人的本心的干扰和毁坏。人作为人的这种被困于极端功利主义的潜在危险,如不予以警惕,人将不人矣,人将与人作为人的本性愈来愈远。中国传统儒家不是讲“人之初,性本善”吗?金钱名利的无道横行,将使人与“善”的本性南辕北辙,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吗?现在看来,人的自由和解放,主要在人的本心,极端自私的功利主义,将会使这一美好愿望成为一句空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关注人的真情实感的塑造,要重视人的内在心性的培育,要致力于人的潜在意识的滋养。如此,人作为人,将情发于心,活得纯真,活得诚实,内外一致,而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儒家经典之一《大学》开宗明义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就是说,大学的原则,在于弘扬善的德行,在于革新民心,使其达于至善至美。“明明德”启示我们,人生俱来就有一种善良的本性,只是因为后天受到物质利益的蒙蔽,使这种善良的本性受到压抑,要经过后天的教育,才能显现这种光明的德性。我觉得,所谓情感的塑造,心性的培育,潜意识的培养,就是指在“明明德”的过程中,在人的直觉层面上,培植一种美好的情感。这种美好情感,不是理性的,不是算账式的,不是计较利害的,而是随感而应的,不假思索的,从内心自然流淌出来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见《孟子·公孙丑上》)。小孩落井,人的第一反应是救人,体现的就是这种随感而应的美好情感。正因为它是随感而应的,潜意识的,不自觉的,所以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崇高的道德情感。这种情感,无论是在关于人的生死时刻,还是在普通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最近,据报载,一位年轻母亲,发现有小孩从高楼落下,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托住孩子,孩子得救,她却受伤,网民们称她为“最美丽的母亲”,原因就在于她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随感而应的。相反,人作为人,如果失去了这种随感而应的美好情感,将会变得极其可鄙,甚至是非常恐怖的。也是最近,据报载,某大学生驾车撞人,第一反应不是及时施救,而是出于卑劣动机,将伤者残忍杀害,即是人作为人失去这种随感而应的情感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儒相对于释道,之所以影响更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注重这种随感而应的情感的培育。“仁”心的滋养,爱的精神的弘扬,是现世人生和谐美好的润滑剂。当前,在高扬理性,发展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人的精神却被困于金钱,受缚于极端功利主义的情势之下,这种随感而应的情感的塑造已经显得迫在眉睫了。
培养这种随感而应的美好情感,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人们主要经由两个途径:一是宗教,一是艺术。宗教对于人随感而应的情感的培养,在层次上有高低之分,像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消灾祈福,其目的应属于较为低级的一类;步入较高情感状态的,像基督教的赎罪感,便是深入灵魂深处的一种涤荡,它通过信仰,达到心灵的净化。但是,这种情感净化是通过乖离科学和逃避现实的方式完成的,其遁世消极的人生态度,与我们改革开放创新进取的理性精神显然不大合拍,故不应予以提倡。所以,培养人的美好情感,最好的方式自然而然的应属于艺术。这是因为,从艺术的本质来讲(对艺术本质的看法,历来不一,我还是觉得形式主义美学的观点较为高妙澄明),其本来就是一种情感形式,所谓艺术创作,就是这种情感形式的创造。艺术与情感之间存在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决定了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主要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和对话。这种交流和对话,是通过直觉感受的方式进行的,经由这种直觉感受,从而对人的情感起到陶冶作用。艺术的这种特殊功能,决定了其在人的情感塑造和人性构建上负有神圣的使命和职责;同时它也昭示我们,要重视艺术,弘扬艺术精神,真正发挥艺术的社会作用。这正如梁漱溟先生曾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今后文明的能力不基于理性而基于情绪……我又觉得在人类社会统御感情的机关实在是必要的。即是保尔文也主张关于感情的制度是根本的。……今虽不贸然主张宗教的必要,却敢断言陶养感情的制度与机关是不可缺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5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在这里,“陶养感情”指的就是文艺。
按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陶养感情的制度”应该说是十分科学而完善的,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以人为本,把为“人”的服务放在首位,就深刻地体现了艺术创作生产的特殊规律。至于“陶养感情的机关”也应该说是一应俱全的。一直以来,在我党各级宣传和文化部门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文艺领域各个门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然而,当我们带着艺术的神圣使命和职责来考察眼下的种种艺术现象之时,不难发现,在一些方面似乎还存在着诸多应予关注且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括起来,我以为,正如同我们人在社会生活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一样,是轻内向外的。所谓“轻内”,即在思想上忽视人的情感塑造,忽视人的精神进步,忽视人全面素质的发展和提升,表现在具体创作实践活动中,不注重人的心灵的开掘,不注重人的完整情感概念的表达,不注重与人进行心灵的对话。所谓“向外”,即携带着强烈的功利心态,以一种极其狭隘的眼光,把艺术当作为我所用的工具,一味表现外在的一些东西,力图达到一种实用主义的目的。这对于遵循艺术规律,坚守艺术精神是极为不利的。其不良影响,至少会造成艺术功能上的事倍而功半。在此,略举一些热门题材领域中数种所谓“向外”的舞台艺术创作现象,以察其详。
其一,为旅游服务,即以活跃旅游为其宗旨而进行的创作。这类创作,有的作品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让人感到失望,其原因就在于不是致力于“向内”,而是乖离人,向外拓展,其主要表现,就是在舞台呈现上大做文章,拉人眼球,眩人耳目,虽然也许悦耳悦眼,好听好看,却无多少情感内容,并不入心怡神。个别的也许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其实并没有产生多少实实在在的社会效果,热闹过后,也就完了。我认为,社会效益应体现在观众的心中,不是体现在挣钱的多少上。现在有的人把观众多,挣的钱多,以为就是社会效果好,这是个误解。更有的作品,投资巨大,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均收效甚微,不了了之。
其二,为地方服务,即以宣传某地为宗旨的而进行的创作。这类舞台艺术作品,更多的是要追求所谓的“地方特色”,然而,什么是地方特色?我以为,它不仅仅体现在作品题材的地方特点上,更体现在“一方水土一方人”那种处于情感精神层面的风貌上。问题在于,这类作品在以宣传地方为目的的思想指导下,走上一条赤裸裸的广告宣传之路,要么什么枣林沟,苹果之乡,要么还有什么神话历史传说,要么就是与那一段革命历史或历史名人如何如何,不一而足。按说,这应该都是很好的创作题材,可就是不去表现人,不去表现人的情感,甚至与人不搭界,只是就题材表现题材。原因很简单,任何真实的现实生活题材,要表现人及其情感,无一例外地必须对其进行一番加工改造。可是,为了广告效应,为宣传地方,于是“弃内”而“向外”,作品落实而不空灵,只见事,不见人。这种情况,在广大基层的舞台艺术创作之中,表现得比较普遍。
其三,为行业服务,即以宣传某行业先进人和事为宗旨进行的创作。其实,从艺术作品表现的题材来看,都不外乎描述的是一定行业的特定生活,丰富多彩的行业生活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行业老板或领导朋友们往往抱着强烈的宣传心态,对主创人员有自己的想法,如:这些事必须写进去,那些事也必须写进去,总之,没完没了的“向外”要求,搞得主创人员无所适从。我有一位编剧朋友,常常应邀创作行业戏,据我所知,他与行业或地方领导人之间,时常会发生创作上的这种“向内”开掘和“向外”拓展的矛盾。由于这些要求是离谱的,使他感到很无奈。
这种“向外”给力的舞台艺术创作现象,还有很多,无须赘述。在创作过程中,“向外”给力(请注意,不是指拓展题材领域之意),按说,涉及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话题,然而,恰恰是常识,在现实创作实践中,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在上面已经叙说过的,是社会生活人自身存在的弊病在艺术创作上的反映。“轻内向外”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它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大背景。从哲学思想上来说,就是理性太过太盛,以算账的心态,过于计较,过于功利,忽视了情感,忽视了精神,忽视了人自身。要知道,一般说来,情感与理性,原本就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过于理性了,情感就淡薄了;情感浓郁了,理性就相对消退了。在生活中,功利性的理性追求,如果失去了情感的制约,人将变得危险而可怖。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精神实践活动,社会生活中这种极端功利性思想,必然会反映在创作之中,必然会出现上述诸种“轻内向外”的离谱现象。这对于以表达情感为主要内容的艺术创作来讲,无疑是有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为旅游,为地方,为行业服务,就产生不了优秀作品,而是说,当我们涉及这些题材进入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二为”方向,眼睛要“向内”,不要“向外”。“向内”,就会以人为本,向人的精神世界掘进,揭示人复杂的情感状态,从而创作出艺术佳作。在这里,我顺便联想起一部作品,这就是由舞蹈家杨丽萍编导的《云南映象》。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为活跃旅游而创作的,然而,更准确地讲,它是把艺术真正当艺术来做的,舞台上的每一个云南少数民族舞蹈,在艺术呈现上,都被做到了极致,做到给人心灵一种意外的强烈撞击,产生令人战栗震撼的艺术效果。“向外”,势必使我们向外在于人的事物拓展,远离艺术本体,迎合于各种需要。在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中,由于存在着受极端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艺术有游离于艺术本体的潜在危险,所以,正确地理解“二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二为”方向,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重要的深远的社会实践意义。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的确太多太大,总是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作为一种创作思想,所谓文艺为旅游服务,为宣传地方服务,为行业建设服务,等等,似乎谁也没有这样讲过,更不是能够摆上桌面的话题,但是,它也绝不是一个人为地杜撰出来的伪话题,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在金钱的左右之下,以各种功利思想指导创作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社会期待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需要“向内”给力,即向人的精神情感世界开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艺术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欣赏,都是与我们人的情感密切相关的精神实践活动,是人的整体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生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它提供给人的似乎是一种悦耳悦眼的形式,实则在这种形式之中蕴含着“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刘勰语)的情感韵味。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对人的随感而应的情感发挥滋养和陶冶的作用。有人以为,艺术就是娱乐,艺术品就是娱乐品,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艺术品与娱乐品之间有着极其严格的区别。娱乐品对人来说,仅是一种使人兴奋的感官刺激,将人引向一种个人主义的满足感,幸福感;艺术品则不然,他不仅仅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面,而是要怡心悦神的,通过怡心悦神,将人带入一种向善的精神世界。也有人以为,艺术就是个工具,为人所用,爱怎么用就怎么。这种看法也是极其错误的。艺术不是可以任人吹胀捏塌的东西,而是有着自己严格的定义和刚性的要求,即表现人的时代精神情感。这对于在社会生活中身负重任且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来说,当涉及艺术创作问题之时,当谨慎行事,不要把艺术视为追求功利而随意利用的工具,尽管这种功利性的追求是一心为公的,出发点是十分可爱的。
其次,弘扬我们民族重视情感的艺术传统。大家知道,儒家文化,其核心就在于重视情感,重视对于人的随感而应的美好情感的培养。这种美好情感,在儒家那里主要体现在一个“仁”字之中。尽管在孔子那里,“仁”的意思很宽泛,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容,但最根本的精神是人的亲情。有了诸如父子、兄弟这些最基本的情感,就为我们人提供了一个受用一生的源泉。拥有了这个源泉,就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拥有了这个源泉,在现实生活之中,就会把这种情感体现在“不忍人之心”的一切行为之中。于是,就有了“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于是,就有了“最美丽的母亲”看见小孩子从高楼坠下而奋不顾身去接的随感而应的举动。相反,也就不会有驾车撞人,不仅不去施救,反而出于卑劣动机,将人残害以及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不仁行为。孔子之所以把“乐”看得那么重要,以至于听了韶乐之后,竟然陶醉得几个月不知道吃肉是什么味道,就是因为,人的那种随感而应的情感是经由“乐”来陶养的,是经由“乐”来建构的。那么“乐”是什么,当然是艺术。可见,孔子对于用艺术来培育人的情感是多么重视。他启示我们,艺术会使人较少计较,较少功利,情感流畅,于不知不觉之中变得真善美,从而于无意识之中,将这种真善美从自己的行为中自然顺畅地流露出来。艺术似乎是无所为的,然而又是有所为的。
再次,努力繁荣艺术。我们应该通过繁荣艺术,倡导一种诗意化的生活。所谓“诗意的栖居”,即生活的艺术化、情感化。当然,对“诗意的栖居”,不能从字面上做浅层次上的理解,我以为,它应该体现我们中华民族那种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的情感状态,那种美的大境界大情怀。这样的生活,使人敬畏天地,珍重人生,心存仁爱,慈悲为怀。这样的生活,使人心态和谐,以乐处世,宽恕包容,气象不凡。这两年,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文化产业”,大约指的就是文化(包括艺术)的市场化。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对它的意思做一些延伸性的理解,即倡导产业的艺术化、情感化,生产的艺术化、情感化,物质生活的艺术化、情感化,使其与“诗意的栖居”韵味相衔接。这样,整个社会将逐渐变得情深意浓,诗意盎然,人心向善,和合美好。“诗意的栖居”,其中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必须源源不断地为民众提供真正高质量的艺术作品,以带动整个社会健康向上的情感走向。现在,艺术作品似乎数量很大,但真正高质量的艺术作品的确不多,尤其是高质量的舞台艺术作品太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因此,要重视艺术,尤其是要重视艺术创作。以往,我们总以为,经济发展了,有钱了,日子好过了,人的精神相应地会文明起来。事实证明,并不是那样。人的情感的塑造与经济发展完全是两码事。情感的缺失,需要真正的艺术来建构。对艺术,只要我们善待它,当它真正根深叶茂,繁华似锦之时,我们就会从现实生活人的悄然变化中体察到它的存在。尽管艺术不可能解决人的情感塑造的所有问题,但是,它在人的情感塑造过程中,毕竟具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原载于2011年第5期《艺术界》,2012年第1期《当代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