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碌庸常事，殷殷温馨情——谈曹豫龙小品创作的艺术特色
曹豫龙是一位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严肃剧作家。最近，我陆陆续续阅读了他的一批获奖小品，甚感欢欣和鼓舞。那些小品，犹如一串珍珠，温润剔透，晶莹闪亮，让人感到十分温馨，甜蜜，畅快，爽意，心里不时涌动着一股股暖流。他的小品创作，最为吸引人的亮点，是以喜剧的心态，微笑的眼光，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关注人的精神变化，注视人从何处来，要走向何处去，并以调侃的笔调，将其展示出来，发人深思，促人反省，教人向善。虽然所描写的多为碌碌庸常小事，却在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人文情怀。我觉得，他的部分小品，即使放在全国小品创作的平台上考量，也属毫不逊色的上乘之作。他的小品创作，从艺术上需要总结的东西无疑很多，我主要谈三点感受：
第一，人物精神情感流程的细致描绘。
黑格尔在他的《小逻辑》中反复强调：“理念是一个过程”“意义在于全部运动”。其意思是说，真理是存在于过程之中的。他尽管讲的是精神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但却道出了事物本身发展的辩证规律。对于一个小品或者一部大戏而言，这个过程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作品本身具有可观赏性的感性生活幻象，一是与这种幻象相伴相行的人物精神情感概念的完整表达。曹豫龙的小品，最具有审美价值的一部分，是在小小的篇幅之中，完整地展示人物精神情感概念的发展流程，让人能够清晰地观照到，在改革的时代，人们的视野在放大，人们的心灵在完善，人们的胸怀在拓展，人们的境界在提升。如小品《抓小贩》描绘的就是一个普通小商贩彻入灵魂的精神转化过程。作品中的小贩，是假装的，她叫卖的皮带，是假售的，原本出自她手里的那100元钱，也是假冒的。作品不仅仅描绘了这一切假的东西假象毕露的过程，更使人为之动容的是，它借此展示了这个假小贩的精神情感由虚假变得真实的过程。作品在完成人物精神情感转化过程中，是极具趣味性的。具体说来，人物的精神情感由假变真的过程，是在那100元钱由真变假的过程中实现的。在人由假变真和钱由真变假的双双逆向进展中，人物的精神情感得以完整呈现。完整展现人的精神情感转化过程的小品，还有诸如《爱的接力》和《琴声》等。《爱的接力》和《琴声》这两个小品，虽然故事情节迥然各异，但精神情感模式大致同一。都是描写正上大学的女儿某种不良的思想意识，在父亲含辛茹苦的行为感动之下，发生转化。不管是《爱的接力》中老父亲脊梁上那沉重的水泥袋，还是《琴声》中老父亲用卖艺换来的一堆零花钱，与女儿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强烈反差，发生巨大的心灵碰撞，以致最后达到和解。这个过程本身就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作为一种艺术幻象，它使我们反观自身，心灵得到陶冶，精神得到净化。当然，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应该有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曹豫龙的小品善于抓捕捉人物精神心灵产生质变的瞬间，并将其如同特写镜头一般放大，从而使作品焕发出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第二，带有理想色彩的“残缺之美”。
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在他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有“残缺之美”的观点，大意是说，现实生活总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不能尽如人意的，这就引发了作家艺术家的想象力，将美好的理想实现在艺术作品之中。曹豫龙的部分小品就有这个特点，即面对残缺的生活现实，体现一种令人欣慰的美好愿望和期盼。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的确令人忧虑不安，如《村官断案》当中描写的某些农村妇女，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互不相让，毫不讲理的不文明行为；《拍摄现场》中市场管理人员对经营户居高临下，脸难看，事难办，且已形成习惯性思维的恶劣作风；《回家》中子女长年累月在外，只顾忙于自己的事业，孝亲观念淡薄，父母亲情遭受冷落的普遍现象；《承诺》中大学毕业生贪图享受，不乐意去艰苦地方工作的问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不美甚至丑恶的东西，尽管程度不同，但司空见惯，普遍存在，应该说，它们都是困扰我们社会发展的精神阻力，是我们需要予以超越的精神障碍。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以高度的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采用充满智慧的喜剧手法，善意地将一种时代精神贯彻在作品里面，从残缺的生活现象之中体现出一种“残缺之美”。在这里，我们看到，《村官断案》中的刘大林是以故意醉酒，聪明倒糊涂的方式，倡导一种和谐共处的旨趣。《回家》中的妈妈也是以此地无银三百两，无病装病的方式，呼唤母子亲情的回归。《承诺》中的大学生陈强则别出心裁，自编自导，以戏中戏的方式“请君入瓮”，实现一种崇高的理想和道德。《拍摄现场》更为机智，以换位思考的方式，让当事者自我表演，自我觉悟，表达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与改变工作作风的热切愿望。作者长期生活在基层，以一双慧眼观察生活，由于生活中的这些美中不足，虽说并非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件，但也决不能予以漠视，他便采取了温和谐虐的态度，机智地予以弥补和完善。不管是刘大林假装醉酒，还是《回家》中的母亲无病装病，抑或是《承诺》中的陈强戏中演戏，还是《拍摄现场》中人物的身份换位，这样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也许存在，但更多的是作者的一种虚构，它们只不过是作者一种美好愿望的表达。
第三，善于营造窥视人心的简单情境。
小品作为一种舞台演出样式，除过其小之外，具有戏剧的在简单情境中塑造人物的特征。曹豫龙创作的小品，多以庸常生活小事为题材。仅就读过的这些作品来看，有一条皮带的真真假假，有一个皮包的究竟归属，有一张彩票是否中奖，还有几个小品涉及钱的纠纠葛葛，少则一二十块钱，多也就二三百块钱。能够以小见大，将芝麻写成西瓜，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功力是否深厚的标志。前几天，《光明日报》介绍已故老作家汪曾祺，就是一位专拣芝麻而漠视西瓜的作家。曹豫龙也是如此，笔下全是些不起眼的事。令人感到神奇的是，这些事情，在曹豫龙的手里，一瞬间就魔力般地转换为窥视人物心灵的特定情境，且引起人物的行动。如小品《丢了什么》，老人捡到一个皮包，按说，写一个招领启事就完事了，可是，作者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让老人出了一条启事，说包里有贵重物品，于是，这个包在一转眼间，就成了窥视人心的试金石。就是在这块“试金石”面前，女青年的失德行为受到嘲讽和谴责。与《丢了什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放学路上》，一位盲童丢了为奶奶卖药的20元钱，作者偏偏把这件事情置于放学回家的路上，20元钱恰恰被小学生张强捡到，立即就变身为展示学生思想道德的平台。当然，比起《丢了什么》，这个小品在精神内容的表达上要走得更远一些。它借助于这个平台，不仅展示了张强左右摇摆的阴暗心态，而且在另一位同学的感召之下，使张强找回了在《丢了什么》中被丢失的道德品质。他们把零钱悄悄地塞给盲童的细节是相当感人的，不能不使人为小学生张强精神的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还有像小品《三百元钱》，科长丢了300元钱，作者把几个科员放在同一间办公室内，于是，这件事立刻就演化为其他人某种心态自我表演的舞台，当300元钱被找着的时候，人物的自我表演已经结束，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还有小品《接二叔》，两个侄子就在汽车站接站的瞬间，作者安排已经成为大企业家的二叔，故装有病，且随意着装，引发了二侄子变色龙似的态度，既情趣盎然，又发人深思。小品由于篇幅的限制，这种简单情境的营造非常重要，它会使人物迅速行动，推动情节，塑造人物，表达旨趣。这种简单情境，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它体现的是作者的一种聪颖和智慧。
曹豫龙的小品，立足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人的自由精神的建构，这是值得称道的。据报载，某家大电视台举办喜剧小品大赛，竟然以“要足够无聊，足以让评委开心大笑”为选拔标准。曹豫龙的小品创作，以其对于社会正能量的呼唤，对于抵制这种文艺乱象，也不无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小品就一点瑕疵没有。如《抓小贩》，最后突然说那个男主人公是个劳模，对作品的精神内容就多少有所损伤。埋一颗豌豆种子，开豌豆花，结豌豆角，原因永远在这颗豌豆种子。人物精神情感的前后变化也一样，是人物与人物之间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作品将人物精神情感变化的根据，突然引到题外，是大煞风景的。还有的小品情感模式重复，如前述《爱的接力》和《琴声》，以及人物动不动装病，诸如此类，不慎的话，会形成作者小品创作继续出新的瓶颈。当然，话说回来，瑕不掩瑜，曹豫龙小品给人留下的整体印象，是光彩夺目的，令人感奋的。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际，需要说明的是，曹豫龙小品的上述特点，我是分别阐述的，其实，它们是浑然一体地融化在每个作品里面的。也就是说，就某一个小品来说，也许几个特点在其中相互交错，都有所体现。如果真像我说的那样，将其美学特征割裂开来，一条一条单一地体现在各个作品里，就有点形而上学之嫌了。
本文系2017年4月11日由陕西省艺术研究院、陕西省戏剧家协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曹豫龙小品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