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虽属文学，舞台是其归宿
远在十多年前，陕西省文化厅在西安临潼区举办创作人员培训班，邀请话剧《郭双印连他的乡党》的导演王小琮授课。王导演上台第一句话就说“文学是戏剧最大的敌人”，话一出口，就引起一片热议。事后，《艺术界》杂志还为此出了专刊，我也写过一篇“正确处理戏剧与文学关系”的文字。现在细想起来，王导演话说得虽有些过头，但绝对有编剧高度注意的道理。就是说，文学作品是为人阅读的，剧本是为舞台二度创作所用的。阅读文学作品依赖的是想象，观看舞台演出借用的是直观，两者有根本区别。由此出发，剧本的写法和文学作品的写法，绝对是两回事儿。剧本就不能用文学那种铺排性的发散性的笔法去写，应该重视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带着某种目的去行动，做戏剧情节的提示。有一年，陕西组织重大戏剧创作项目评审，其中有一位作家朋友写了一部戏，我只看过几页，就不再看，因为他还没能掌握剧本的基本特征。看他的剧本，感觉像读小说。当然，剧本毕竟属于文学范畴，编剧必须具备作家的一般修养。有的小说作家跨行创作剧本，一旦掌握了舞台特征，也会写出优秀剧本。譬如，小说作家王晓云就写过一部戏，叫《汉剧长生》，最初稿子拿出来，就是文学思维。在省剧协召开的戏剧创作研修班上，有专家明确指出，这剧本在舞台上就没办法排练。意见完全正确。王晓云毕竟是成熟的作家，她在了解了舞台以后，对剧本做了大幅度修改。以后，这个剧本在省上的剧本评奖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我再举一个例子。汉中市年轻剧作家纪红蕾，文学修养极好，有才华，这从读她的剧本中可以感受得出来。据说，她创作的剧本曾被上海某艺术院团上演过。但是，我觉得她有的剧本就有过分追求文学品味的倾向。如她提交到省创作研修班讨论的一个剧本《梦想合租屋》，就是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它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一种情绪的躁热和无奈，一种精神的漂泊和游荡，一种与现实的隔膜和不协调，一种郁闷的心绪和不自由。至于具体作品情节我就不具体分析了。作品对于精神情感的表达，比较朦胧，甚至有些晦涩。但是，这样的作品，往舞台上搬，就比较困难，难就难在它提供的更多是感受性的东西，较少具有明确定性的直观性情节。既就是搬上舞台，对于一般观众的欣赏，会带来一定障碍。我觉得，像这样富于才华的作家，一旦掌握了舞台特征，重视深入实际，注意从生活中搜集素材，关注贴近群众的话题，一定能够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好剧本。当然，剧本也可以供阅读，像莎士比亚的剧本，文学性极强，阅读效果似乎不比舞台演出效果差。但是，话说回来，剧本毕竟是为舞台演出奠基的。
文学和戏剧之所以是两个门类，最大的区别一如上述，一个是文字阅读，一个是舞台直观。这就带出来一个话题：把文学作品改编成戏剧，本身就是一次再创造。这几年，改编名著的舞台作品不少，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改编的《白鹿原》，就比较成功。它没有参加全国性的什么赛事，也没有得什么奖，但在全国各地演得十分红火。据说最高的票房价值超一千万。2017年后半年，他们又改编了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也是订单不断。名著改编，困难很大。几十万字甚至百万字的长篇，要在三个小时左右把它展示在舞台上，把一个需要多天甚至更长时间的阅读体验，转换为两三个小时直观的东西，的确不容易。有一位剧作家就告诉我，改编人家的长篇小说有什么意义呢？她的意思是说，再改再编，都超不过原作。一般来说，要超过原作，几乎不可能，因为原作本来就是经典。但是，这位剧作家的确提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名著改编为戏剧呢？我认为，固然文学名著具有观众效应，但是更为重要的，戏剧并不见得就不能超越原著。它会发挥舞台优势，使得原作某些精神得到极致表达。由于舞台的直观效果，原作的某些情节会展现出极大的艺术感染力量。以剧作家孟冰改编《平凡的世界》为例：孙少安爱田润叶，田润叶也爱孙少安，由于穷，孙少安忍受了巨大的情感折磨，娶了山西姑娘贺秀莲。孙少安与贺秀莲举办婚礼之际，田润叶托人捎来两条被面作为贺礼。在剧中，田润叶是带着被面亲自来到结婚现场的。有情人相见，真是利刃穿心，又不得不笑脸相迎，就以直观的方式，强化了原作的精神内容。再如，原作以大量的篇幅，描写当时煤矿工人的生存状况，他们不仅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井下，精神生活更是贫瘠枯燥，不见阳光。用他们的话说，老婆就是他们心中的太阳。在剧中，编剧据此创造了一个不雅细节，即孙少平来找师傅王世才，恰遇王世才大白天与老婆在屋里做爱。这似乎不大雅观，但它以直观的方式更强烈地反映了原作的意思。接着，就是这个王世才，在井下英勇救人，钢筋穿胸，血洒煤坑，煤矿工人特有的粗粝之美，瞬间树立在观众心中。“粗粝之美”这个话，是在话剧《平凡的世界》首演之后的研讨会上，上海戏剧评论家毛时安讲的。他说话剧《平凡的世界》应追求粗粝之美。我想，没有舞台创造，王世才的粗粝之美是出不来的。
本文上述剧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我在近年陕西省戏剧创作研修班上，在研讨作品时，零零散散都讲到过。在这里，将这些问题集中予以阐述，以期能够引起剧作家的注意。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所涉及的问题，仅是个人一孔之见，不妥之处，还有教于方家。
原载于2018年第3期《当代戏剧》，2018年第3期《艺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