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近期燕居服的变化发展

除了上面那些据传发乎尧舜、“三代”的“古风”燕居服，一些新的形制从唐末以降亦接踵而至。传为南唐周文矩所绘《重屏会棋图》中人物所戴纱巾（帽）、交领袍，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中韩熙载所着轻纱高帽、敞领白衣和缺胯袍，都是五代时期常见的燕居服。宋代则更是中国古代燕居服发展的高峰期，当时士人间流行的所谓“野老之服”，基本都可归于燕居服一类。据沈从文先生研究，其中光是头巾（燕帽）样式就达百十种，典籍可见名谓就有“高装巾子”“东坡巾”“程子巾”“山谷巾”“逍遥巾”“高士巾”［12］（P374-375）等等，不一而足。时人身上所穿燕居服则有“直裰”“鹤氅”“道衣”之属，基本都是宽大广博的服装样式。可以这样说，宋代统治者的“无为”治国思想、善待官僚和士人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和理学的昌盛。这些无疑都给燕居服及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人数庞大、过着相对轻松政治与文化生活的士人们，催生出了宋代燕居服文人化、个性化、时尚化的鲜明时代特征。今人心目中的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形象，如果一定要我们具象化或曰图像化想象，恐怕很大程度就是穿着燕居服的文人形象。这一点推测，扪心自问当不为过。

元代蒙古族为统治者，中原士人基本被排挤在政治权力体制之外，无所谓在朝在野，传统华夏“燕居文化”立成无源之水，但元廷却将一种名叫“质孙”的蒙古族传统服饰叫作“燕服”，也就是燕居服，并经常将这种“质孙燕服”作为对臣僚的赏赐用品。“质孙”乃蒙古语音译，意思是“一色衣”。这种“质孙燕服”实际上是一种上下同色的紧身窄袖、腰间收有许多细褶的袍制骑射戎服［13］（P245）。蒙古贵族或以骑射为休闲，但无论是从形制还是意蕴而言，这种元代“质孙燕服”与中原传统的以闲适、文雅为主要风格特点的燕居服之间，似乎不太容易建立起相对融合的联想。不过，“质孙燕服”客观上丰富了中国古代燕居服文化，倒也是不争的事实。至明代，“质孙”又被叫作“曳撒”，是当时一种重要的服饰形制，其通常作为内廷官员的常服或赏赐用服饰。

明朝立国之初，即提出官服要恢复所谓“唐制”，其他服饰亦须重拾华夏旧制。同时，将“燕居服”也纳入非常严格的制度范畴之内。据《明史》卷六十六《舆服二》载，皇帝曾明确提出要求：“虽燕居，宜辩等威”［14］（P1621），故上至帝王后妃，下至黎民百姓的燕居服都有一定制度要求。这种旨在恢复华夏文化而推行的政治性举动，对燕居服发展而言，可能积极的成分有限。因为，燕居文化的闲居特点和个人化特征与国家政治的“辩等威”诉求之间有太大的差异。其间的隔阂也许和上述元代“质孙燕服”的那些事儿也差不多。不过，毕竟华夏服饰文化回归了主流并获得支配地位，加之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文士群体的强势，中原传统燕居服文化的继续发展已是意料之中的事。唐宋很多形制重被使用，而如“四方平定巾”“飘飘巾”等一些新出的燕帽、燕服形制也开始在生活中普及。

清代为满族统治，男子着华夏汉服乃是禁制，即使在家中偷偷使用，一旦被发现也必是家破人亡。因此，延续数千年的华夏传统汉服包括燕居服几乎一朝湮灭。文人雅士闲居无非圆领袍衫、马甲坎肩之类满族传统服制。虽经长久使用，其燕居服的功能和属性本质上与前无异，但就中原传统燕居服及其文化而言，却已是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完全断绝了文化的传承。不过颇为讽刺的是那些对华夏服饰文化施行灭绝政策的满清皇帝，诸如雍正、乾隆之流，在燕居之时却常常着一身标准的传统华夏燕居服。这种人性与文化的悖论现象非常值得后世玩味和思考。

古代中近期燕居服的发展，总体上“礼”的色彩在淡化，其更多的体现了作为燕居服使用主体人群的官僚士人阶层的生活方式、审美态度。这种状态大体是符合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趋势的，其结果就是宋代燕居服及其文化的空前发展和繁荣。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动荡，都极大地冲击、影响甚至决定着燕居服的发展道路。元清两代，前者通过政治，边缘化中原传统燕居服的使用人群，从而间接切断了燕居服文化的发展脉络；后者则干脆决绝地使用暴力，直接从物质上消灭了中原传统燕居服本身。至此，一切归于沉寂了。小小的一袭燕居服，却使今人多了一个回味自身、反思历史的机会，对其本身而言，多少也可算作一件否极泰来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