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场景中的男性躯体：躁动与抗争

早期中国社会，同性恋者被视为一群非正常的，甚至是患病了的人类。在《植物学家的女儿》这部影片的结尾处，同性恋被描述为致死陈教授的原因。根据陈教授死前留下的证词：“杀死他的不是冠心病，而是另一种更可怕的疾病，他的女儿和儿媳妇患上了这样的病，这个病的名字就叫作同性恋。”最终，法院将他的女儿和儿媳妇判处死刑并宣判：“一桩畸形同性爱情的发生导致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死亡。陈安安、李明罪责难逃，于国法不容，于社会不容。必须受到严惩。”《性史》中对性与政治的根本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讲到“权力结构和公众心理二者具有串通一气的针对个人的窥淫癖”［5］。“权力机构为了最终剿灭性反常，首先需要将其暴露”［6］。电影《东宫西宫》就是一部将性与权力机构相结合的影片。整部影片围绕着警察小史对同性恋者阿兰的提审展开，在审讯的过程中，警察的主导者地位逐渐被颠覆，陷入了被动的境地。

劳拉·穆尔维曾说过：“电影提供了若干可能的快感，其一就是观看癖。在有些情况下，观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正如相反的形态，被看也是一种快感。”［7］在几千年的男权影响下，“看”往往被联想为主动的男性，“被看”的则是被动的女性。影片中对阿兰肉体影像的拍摄角度带有些许窥探的意味，比如从镜中、从窗外、从背后又或者透过屏风、透过窗帘等。通过拍摄手法将阿兰的男性肉体与被动的女性形象相结合，男性肉体不再阳刚而是多了几分女性色彩。电影的一个场景展示了阿兰被扯下衣服后露出的胸膛，镜头下阿兰的身体消瘦且白净，这样的肉体表达在通俗意义上往往与女性相结合。相机从小史的眼睛移动到阿兰的身体上，镜头从上至下描绘着阿兰，一个稚嫩而清秀的脸庞和细长的身体。他的身体相比小史是如此的不同，即使在服装的遮盖下。他们给观众创建出一个完全不统一的男性形象。这不仅是肉体的表现，还包括行为举止以及思维方式。在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下，男性的躯体打破了传统的性别成见，使观众对男性肉体重新审视。

另一个有意义象征性的场景展示了警察小史的投降：当小史在公园内抓获阿兰时，阿兰对小史的顺从像是老友相见一般，他将自己的身体依靠着小史，并用手在小史后背上进行看似随意又有意无意地抚摸。小史表情虽流露出震惊和不适，但并未停止对阿兰的询问，并开始耐心地听阿兰讲述自己的故事。在阿兰停止叙述的过程中，小史甚至用嘲讽的语气刺激阿兰继续讲出更多他并没有听过的内容，直至阿兰讲述到自己的性经历，小史开始参与进阿兰所讲述的故事中，他配合着故事的情节开始扇阿兰耳光。小史的行为刺激了阿兰内在的性冲动。我国学者李银河将“肉体的痛苦（如鞭打导致的疼痛）”与“精神上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羞辱所产生的痛苦感觉）”定义为虐恋。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相联系的一种性活动”。这里的小史相对阿兰来说，他统治地位是虚无的。“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大权在握的人往往在虐恋中是受虐的一方，他们认为下决心把自己交给别人来摆布，让一切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是一种能力”［8］。小史在一步步被阿兰拖向同性恋的行列时，两位主角在肉体上和心理上的变化完成了影片中权力地位的过渡。

随后，小史命令阿兰穿上女装，带上假发，他企图与这个身着女装的男性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这里是小史对自己同性恋倾向的妥协。制服在纠缠中混乱，小史的肉体健硕又充满诱惑，阿兰始终呈现出一种迷离、孤独与渴望爱的状态。在这里不仅产生明显的肉体对比，还使观众对阿兰产生了怜惜之情。小史高大健硕的身体形象是一种符合男权规范中处于“强势”的正统男性形象。阿兰的身体是一种将内在力量进行外化的体现，这种原始生命力量的挥洒，“激发了观者潜在的生命活力和对生命的另类感知，使得他们对生命的体验又多了一个层面”［9］。尽管在小史清醒后，拼命地试图整理他弄乱的制服，然而为时已晚，凌乱的制服是他个人隐藏情感的象征。这里小史的肉体代表着他对阿兰的投降和被同性情感击败了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