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诗》学的承传（下）
到了汉代，《诗》的诠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四者中，“观”和“怨”被发挥到了极致，而“兴”和“群”等倾向于道德的功能相对式微。汉初以《诗》学显名的计有四家，其中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被立于朝廷学官，而古文《毛诗》则得到了河间献王的赏识。今文三家《诗》学，《汉书·艺文志》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所谓“咸非其本义”是否包括《鲁诗》在内呢？说者多以《史记·儒林列传》为据，以为《鲁诗》无传，但有训诂，却忽视《汉书·楚元王传》记载申公曾为《诗》作传。[47]今本《汉书·艺文志》记载《鲁诗》著述有《鲁故》《鲁说》，马瑞辰认为即是《鲁传》。[48]所以，我认为《鲁诗》也取《春秋》采杂说，不然就无所谓“与不得已”这么一说了，“与不得已”者只是相对而言。与此同时，我们看今传的《毛诗故训传》中也有大量采自《春秋》、杂说类的内容以为传。所以汉儒说《诗》虽有今古之别，又有四家之别。究其实而言，四家并无实质性区别，故清儒陈廷祚曰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而已。以美刺言《诗》，《诗》成了政治兴衰的晴雨表自不待言。以《关雎》为例，无论是简帛《五行》经说还是竹书《孔子诗论》，都以“色”与“礼”的辩证关系来解说《关雎》，是内修的成德，亦即《五行》所谓成之于内并行之于内的“德之行”。而汉代《诗》学，今文三家《诗》把它看作是刺康王的诗，古文《毛诗》则把它看成是文王时代的诗，相当于《五行》所谓行之于外的“行”。尽管汉代今古文说《关雎》有缺德、盛德之分，有美、刺之别，但着眼于政治则是他们的共同诉求。
今天，学术史关于汉代四家《诗》学的学术渊源可谓人言人殊。在此，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即讨论汉代四家《诗》学渊源要区分观念和具体的《诗》说。以《诗》说论，《汉书·艺文志》所言“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最为准确。所以那种从汉代四家《诗》说，尤其是《毛诗》中找一些具体条文来论证其诸如孟学渊源、荀学渊源的方法并不合适。就算是其中与《孟子》《荀子》有相同者，而《孟子》《荀子》之说亦特不过杂说之一种而已。况且，《孟子》《荀子》之《诗》说亦用杂说。以《韩诗外传》为例，或以之论《韩诗》与孟子有关，或以之论《韩诗》与《荀子》的关系。之所以有此种种歧解，原因就在于孟、荀说《诗》于汉人为杂说，且孟、荀说《诗》亦用杂说。尤其是荀子，其《大略》篇即为杂说之汇编，与《韩诗外传》同调。所以，我们论汉代《诗》学之渊源不当拘泥于局部的《诗》说，而应着眼于说《诗》的观念。从观念入手，则汉代《诗》学历史化特征当导源于三晋之学，其通经致用的观念当得自荀子。所以《毛诗》承传谱系中将子夏与荀子联系起来并非空穴来风，更不要说他们都和法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于《毛诗大序》所谓“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也一定有它的根据，至少它认为《诗》与史通，不然战国中后期到秦汉之际便不会有那么多与《诗》相关的本事，[49]徐复观先生甚至认为先秦时期专门有一本叙述《诗》本事并解其大意的书，为汉初诸家《诗》派所祖述。[50]
荀子的后学有摇身一变而为法家者，执当时之国柄。故荀子之学，包括其《诗》学在汉初为显学，浮邱伯及其弟子申公、楚元王刘交等，以及毛亨等皆传荀子《诗》学。相对而言，孟子就没有这么幸运。《史记·孟子列传》称孟子“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51]，赵岐也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52]。但“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53]孟子后学既灭，孟子之《诗》学自然也零落不全。间或其存者，散见于汉代典籍，如《韩诗外传》卷二：
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怀其常道尔挟其权变，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诗》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我不臧，我思不远。”
孙志祖、陈乔枞等认为此卫女即是作《载驰》的许穆夫人，陈乔枞并云：“盖礼，诸侯夫人父母终，惟得大夫问于兄弟，义不得归。许穆夫人欲归国而唁其兄，是以许人尤之，而转责其大夫之稚且狂。四章又言我遂往，‘无我有尤’，违礼徇情，咎人怨己。此高子所以疑其不得编于《诗》也。然而闵国之亡，忧民之困，其志可悲，卒止于义而守其防。孟子以为行中孝，虑中圣，不虚矣。”[54]然而就其说《诗》而言，此亦是因言求心，以意逆志者也。咎人怨己，违礼徇情，然不得于言，然得之于心，故孟子大之。或以为汉代《诗》说受孟子影响颇巨[55]，但其实或不尽然。孟子之“知人论世”乃是为了“求志”，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求道德之心，与汉人《诗》说以历史年代定美刺有显著不同。即便二者都指向德行，但孟子提倡的更主要为“德之行”，而汉代《诗》学提倡的则为“行”。
子思《诗》学存于《礼记》而传于汉代，惟其不以《诗》学名家而已。《礼记》诸篇以外，尚散见于《韩诗外传》《说苑》《列女传》《孔子家语》《孔丛子》诸书。如上引帛书《五行》经说以《曹风·鸤鸠》论君子“慎独”，《说苑·反质》与之相类。其文曰：
《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传曰：尸鸠之所以养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万物者，一仪也。以一仪理物，天心也。五者不离，合而为一，谓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结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诚不远也。夫诚者，一也；一者，质也。君子虽有外文，必不离于内质也。
这段文字和《列女传·魏芒慈母》解诗相近，应该是引自先秦时期的《诗》传。它和子思《诗》学关系密切，解说与《五行》说文也相似，并且也提到了“诚”，而“诚”正是子思《中庸》的核心观念。并且它还说“夫诚者，一也；一者，质也”，而“质”有“性”“本”之义，这就和心性、天道等形上概念建立了联系。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即心性《诗》学扬升《诗》之天道意义对汉代谶纬《诗》学产生的影响。阴阳家的鼻祖邹衍本来为儒家，他的五德终始说及
祥思想受到了思、孟学术思想的影响。[56]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见诸侯不能尚德，“若《大雅》不能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故深察阴阳，作《终始》《大圣》诸篇。[57]据此可知邹衍及其学说与《诗》关系之密切，援《诗》以说阴阳五行也在情理之中。邹衍学说与谶纬关系密切[58]，以邹衍为桥梁，《诗纬》所谓“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便可以和心性《诗》学建立起某种关系。此外还有董仲舒，尽管他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但所谓说《诗》“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也可以看出孟子“以意逆志”说的影响。所以，苏舆解《春秋繁露》便说：“孟子读《诗》以意逆志，亦此也。”[59]
以上我们讨论了先秦心性《诗》学的诠释及其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可见在战国中后期心性主题的大讨论，心性《诗》学也一度繁荣。它既不同于以《诗》为史之《诗》学观，也不同于普泛意义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60]它以“志”为桥梁，讨论《诗》与心性之关系，并进一步讨论道德的形上意义及终极根据，即天道。进入汉代以后，四家《诗》学将普泛意义的《诗》教诗学观的政治教化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使之成为“谏书”和美刺的工具。而先秦时期的心性《诗》说材料虽有一些尚存录于《礼记》《韩诗外传》《说苑》等汇编之书得以继续流传，但却难以改变心性《诗》学逐渐式微之命运。而值得关注的是，心性派对《诗》天道意义之逐步扬升，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了谶纬《诗》学。
［作者简介］ 曹建国，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莉莉，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以简帛《五行》为例，学者的讨论大多围绕《五行》引《诗》用《诗》的讨论。常森较早提出关于《五行》与《诗》不应局限于此，而应更加深入讨论二者的内在关联，以此发现早期《诗经》学的一些重要发展脉络。见常森《论简帛〈五行〉与〈诗经〉学之关系》，《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
[2]例如王博讨论了《诗》与心性学的关系，但其相对更关心的是心性学早期开展与《诗》的关系。在此，《诗》特一工具而已，而《诗》本身的特质就不可避免地被遮蔽了。王博《〈诗〉学与心性学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3]王博《〈中庸〉与荀学、〈诗〉学之关系》，《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民之父母〉与〈诗〉学》，《哲学门》2003年第四卷第2册。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子思学派或思孟学派的《诗》学传承问题。
[4]〔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0页。
[5]裘锡圭《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编，2003年10月，第43—55页。
[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7]王博《〈诗〉学与心性学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8]〔宋〕邢昺《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2页。
[9]〔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0页。
[10]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7—241页。
[11]〔清〕王聘珍著，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1—192页。
[12]《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6—167页。
[13]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25页。
[14]此段文字依据郭店简《五行》，但帛书《五行》的内容与之虽有不同，并无实质性差别，也不会影响对文意的理解。
[1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页。
[16]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55、59、32页。
[17]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55、59、32页。
[18]〔唐〕孔颖达《毛诗正义》，第385页。
[19]［日］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20]常森《论简帛〈五行〉与〈诗经〉学之关系》，《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
[21]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3、675页。
[22]〔清〕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16页。
[23]〔清〕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16页。
[2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3、675页。
[25]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6页。
[26]〔清〕朱彬著，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49页。
[27]〔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1963页。
[28]［日］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第460页。
[29]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30]饶宗颐：《竹书〈诗序〉小笺》，朱源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28—232页。
[31]魏启鹏《简帛文献〈五行〉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页。
[32]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66页。
[33]〔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8页。
[34]〔清〕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213页。
[35]〔清〕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76页。
[3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00页。
[37]郭沫若《十批判书》，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王钧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0—171页。
[38]蒙文通《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28—32页。
[39]〔元〕陈澔《礼记集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40]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2—168页。
[41]如刘毓庆、郭万金《子思派〈诗〉学及其道德化倾向》，《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张丰乾《论子思学派之〈诗〉学》，《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马银琴《子思及其〈诗〉学思想寻迹》，《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
[42]〔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78—879页。
[43]饶宗颐《从郭店楚简谈古代乐教》，《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李学勤《郭店楚简〈六德〉的文献学意义》，《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页。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原典儒学》，《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陈来《竹简〈五行〉篇与子思思想研究》，杜维明主编《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4页。
[44]〔清〕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286页。
[45]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7—65。
[46]陈静《思孟学派的历史构建》，载杜维明主编《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第159—180页。
[47]〔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22页。
[48]〔清〕马瑞辰著，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
[49]曹建国《论先秦两汉时期〈诗〉本事》，《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
[50]徐复观《汉代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
[5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3页。
[52]〔清〕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6页。
[53]〔清〕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6页。
[54]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
[55]陈桐生《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特殊贡献》，《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
[56]白奚《稷下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60页。
[57]〔汉〕司马迁《史记》，第2344页。
[58]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7—129页。
[59]〔清〕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1页。
[60]郑杰文《先秦〈诗〉学观和〈诗〉学系统》，《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