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　世

王同轨的家世，前人多未加特别关注，如吕友仁、孙顺霖、陈国军仅言其“父名不详，字稚占”，惟龚进辉在《王同轨及其〈耳谈〉、〈耳谈类增〉研究》中根据《（乾隆）黄冈县志》对其家谱略加勾勒^[6]，然所列人物尚未齐备，且王氏家族中诸多人物关系亦不够明朗，这对于理解王同轨性格、行为与著述的某些内在原因都是极为不利的，笔者今细检此志，列其家谱如下：

通过对王同轨家族相关资料的检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黄冈县志》中，王家跻身科贡者极多，仅进士就有十人左右。这些人大多数在地方府、县一级任地方官，其中也不乏像王廷陈、王廷瞻这样在六部供职且卓然有声者。透过方志可以得知：王氏实在是中晚明时期楚地显赫一方的名门望族，李维桢言王门乃江右之乌衣，潘之恒在《雪涛小说》中附书：“黄冈王氏，大宗也，文章宦业甲于楚。”^[7]二人所言诚非虚誉。然而，相比王济一支，王同轨所处的王麟一支仕宦并不甚显达，进士仅王麟、王廷梅、王同道三人，出仕者亦寥寥无几。由此可以推知，王同轨一方面感受到家族背景的显赫，另一方面应该也感受到一些科举仕宦的压力与振兴此宗的责任。观其一生，王同轨科举仕途较为坎坷，然颇喜结交达官显宦、四方名流，家族背景与个人心态的作用，无疑是促成这种性格与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王家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乾隆）黄冈县志》言王济“生平好经术，能文章”，王廷槐“重名义、嗜读书、不治家人产”^[8]，其中声名尤著者，乃王同轨之伯父——王廷陈，明德靖间，稚钦“以才名擅史馆”，所著《梦泽集》“海内士争阅之……楚诸先辈鲜有能方驾者”^[9]。而王廷陈也成为王同轨在文学领域崇拜并学习的一个重要对象。《黄冈县志》在《王一鸣传》中说：“其族有同轨者，继稚钦称诗，识伯固于儿童时，以稚钦衣钵授之”^[10]。可见王同轨颇以传承叔父诗文为己任。而在科举不第、怀才不遇的境况下，他也常以诗文为身心寄寓，由此成为继王廷陈之后，王家又一位以诗文擅长的著名文人。

（三）王同轨仕途坎坷的失落以及对诗文声名的期许，也成为他《耳谈》写作的一个重要心理动因。李维桢在《耳谈》序中说，王同轨著《耳谈》是在效仿苏东坡谪黄州著《艾子》，亦“文士不遇之一征”^[11]，正是此意。王同轨曾编苏东坡《寓黄集》，以东坡自效诸语当非谬论。而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成为他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缘优势：文人墨客知其为王廷陈之后，多欣然与他缔纻缟之交；而广泛的社会交往，又为他大量收集奇闻异事提供了便利，从《耳谈》的初刻到《耳谈类增》的刊刻，内容“饶益三倍”，而所用时间不过三年，这一点并非没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