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文士交流情况的主要证据

交谈者既把笔谈纸张作为向其他朝鲜文人介绍自己与清文人来往情况的媒介材料，也把它当做自己以后感念朋友的重要文字依据，这也是两国文士乐于笔谈的主要原因。深入交流的笔谈文本是中朝文士学谊的实物证据，清朝文士拘于文字狱而多不敢保留，而朝鲜文士一般都抢着收纳以带归国内收藏并传播。这些谈草往往是引起彼此相思的信物。如南公辙《送沈大学士（象奎）李侍读（光文）赴燕序》中有载云：“记岁丁卯，余入燕京与褚秀才雪山定交。雪山屡访余旅馆，语终日不倦。及论经，余为此说而示之，读至‘得为师失亦为师’之句，亟捉笔书以铁论。雪山乃唐名臣遂良之后，今其笔谈尚在箧中，时时出见，不能忘也。”^[29]又如，徐庆淳《梦经堂日史》载1855年徐庆淳与清朝贡生李士棻笔谈：“芋仙尽收谈纸，纳于怀中，拟刻一段佳话。余曰：‘虽云以笔代舌，既吐肝胆，不讳时事，莫付锓梓，宜戒金缄。’曰：‘长毋相忘，亶在此纸，勿以触忤人眼为虑。’”^[30]很明显，这些谈草是勾起双方美好回忆的重要实物。

谈草也是反映两国文士交往最为形象的材料之一，借此可以清晰了解两国文士交流的具体内容，如严诚《日下题襟集》载云：“金、洪二君频来寓舍，每谈竟日，白全帖子尽七八纸或十余纸。至其归时，必藏弆而去。问之，则云必与三大人看也。故凡我辈所谈，所谓三大人者无不知之。”^[31]严诚称朝鲜使团三使大人就是通过金在行和洪大容带回去的笔谈纸张，从而了解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内容。如1766年，洪大容与翰林吴湘、彭冠笔谈：“彭曰：‘前归可曾告令叔大人否？’曰：‘归以笔谈奉告。’”^[32]又如，徐命臣《庚辰燕行录》载：“书状及赵鼎说来见，示张元观答问之书。”^[33]对于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笔谈内容，朝鲜文士更是把它们编辑成书，传于后世，成为佳话。朝鲜洪大容在《答朱朗斋文藻书》中有云：“丙戌自京归，即以七日笔话及往来简札编次成书。以天升店在干净胡同，命之曰《干净笔谈》，伊时交会始末略具焉。今删其烦芜，写作三册，尾附与铁桥最后一书。”^[34]朝鲜洪大容亲自将与浙杭三士的七次笔谈删改校正，汇编成册，其目的当是为了更好保存以传后世。而他的后学李德懋在读了这些笔谈后，为其彼此交往之诚所倾倒，更将这些笔谈尺牍重新摘抄删减，合成《天涯知己书》，以“刺薄于朋友之伦者焉”^[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