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坊刻

坊刻即书坊刊刻书籍的简称，此处的书坊主要指民间书坊。书坊刊刻小说的目的在于谋求经济利益，其所刻小说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因此，是否营利是区分坊刻与家刻的重要标准。书坊刊刻小说，其目的在于营利，所以坊刻小说往往以白话通俗小说为主，不过像《聊斋志异》一类传奇型的文言小说，多述鬼狐精魅之事，情节离奇，叙述宛曲，也颇受书坊的青睐。至于笔记型的文言小说，虽为丛残小语，但多述异闻轶事，间杂学术考辨，仍有一定的读者市场，也时有书坊刊刻行世。到了清末民初，仍有书坊采用雕版印刷术，其所刻文言小说也大致不离上述两种类型。清末民初的坊刻文言小说，名气较大的有：朱翊清撰《埋忧集》，有同治十二年（1873年）本堂藏板、光绪元年（1875年）文元堂刻本；许奉恩撰《里乘》（《留仙外史》），光绪五年（1879年）抱芳阁刊巾箱本；王之春撰《椒生随笔》，光绪七年（1881年）上洋文艺斋刊本；俞达撰《艳异新编》（《新闻新里新》），光绪九年（1883年）上海王氏刊本；梁绍壬撰《两般秋雨庵随笔》，光绪十年（1884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刊巾箱本；许起撰《珊瑚舌雕谈初笔》，光绪十一年（1885年）弢园木活字印本；李庆辰撰《醉茶志怪》，光绪十八年（1892年）津门刻本；薛福成撰《庸庵笔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遗经楼刊巾箱本等等。至于书坊翻刻的前代文言小说如《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则数量甚夥。

坊刻小说大都以市场的需求为首要的考量，所以一般说来不如家刻小说那么精审，但也不乏自我要求较高的书坊，王韬及其弢园刻书就是其中一例。王韬曾于光绪己丑（1889年）七月撰写过一份《弢园醵赀刻书启》。启曰：“今拟设立弢园书局，醵赀刊印。如有诸友愿助以刻赀者，皆作股份核算。每股二十五圆，自一股至二十股，各随其意，即书坊夥友有愿出赀得书者，亦可入股。”^[9]该启事说明，王韬计划创设的弢园书局采用的是股份制的经营方式，那么进行商业运作及盈利分红皆为题中之义，因此弢园刻书当属坊刻的范畴，而不应视为家刻。王韬刊刻的小说，既有《西青散记》这样的前人的作品，也有同时代人的作品，如许起的《珊瑚舌雕谈初笔》。是书撰写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至光绪九年（1883年）期间，“皆纪平日之见闻，述迩年之阅历”，主要包括奇闻轶事、博物志怪等内容，间杂学术考辨和时事评议。王韬有意刊行此书，然“拟事刀削，屡请不获”，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命钞胥者写副本，五日而毕，携申浦以涽字排版”^[10]，才完成了该书的出版。该书采用木活字印刷，版心除了题书名“雕谈初笔”外，又题“弢园王氏藏”“遯叟手校本”等。从该书的刊印过程到书成后的品相，都可看出王韬刻书是持十分严谨的态度的。当然，也有很多书坊为了节省成本，以较快的速度获取利润，在刻书时的确不大注重品质。书坊碍于财力，所雇写、刻工的水平有限，使用的纸张质地较次，这都还属于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但有些坊刻小说存在页码缺漏、文字互窜等舛误，就颇有粗制滥造之嫌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有少数书坊在利益的驱动下，刻意作伪与盗版，给图书市场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如光绪元年（1875年），杭州的文元堂在刊行朱翊清所撰文言小说《埋忧集》时，就将分别撰写于道光二十五年的作者自序和道光二十六年的周士炳序改署为了同治十三年。盗版现象也屡有发生，王韬的文言小说《遯窟谰言》出版后，旋即有江西书坊“味闲庐”将此书与朱翊清的《埋忧集》合在一起，易名为《闲谈消夏录》盗刻发行。王韬本人多次谈及此事，深感无奈。

书坊在晚清文言小说的出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石印、铅印技术的推行和近代出版机构的纷纷创立，部分书坊或被兼并，或遭淘汰，也有一些书坊与时俱进，引入最新的管理模式和印刷技术，逐渐转型为了近代出版机构。以扫叶山房为例，这家据传创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书坊，先设于苏州阊门内，后于1880年设分店于上海城内彩衣街，又在租界棋盘街设立支店、在松江设立分店，它在清末民初适时地采用了石印技术印制书籍，其中包括《淞隐漫录》《夜谭随录》《阅微草堂笔记》《后聊斋志异》《绘图儿女英雄传》《绘图三国志演义》《增广全图西游记》《增广全图镜花缘》等^[11]。笔者据《小说书坊录》一书统计发现：在晚清光绪、宣统两朝共计约452家小说出版机构中，采用雕版印刷技术刊刻小说的书坊约有123家；在民元至1930年间的165家小说出版机构中，采用雕版印刷技术的书坊仅有9家左右。^[12]这充分说明，进入民国后，雕版时代终结，坊刻小说亦退出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