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望族戏曲编刊特点

五、四大望族戏曲编刊特点

除了凌濛初、茅维自己编撰的剧作有怀才不遇、伤时玩世等情感抒发外,湖州四大望族的戏曲编刊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商业获利。为了赢取利润,四大望族编刊者既有慎选底本、校雠精良、刻印精美以打造精品的一面,也有以迎合读者、牵傍名人、故弄玄虚等手段争取最大量消费者的一面。

四大望族的戏曲编刊十分重视底本选择和校雠工作。其底本或号称古本,或为名人评点本、抄校本,辗转校雠,多成善本。如凌濛初所刊《西厢记》,底本号称周宪王元本,“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即有一二凿然当改者,亦但明注上方,以备参考,至本文不敢不仍旧也”[73]。虽然学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郑振铎就认为所谓周宪王本是“子虚公子”一流,是凌氏“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74]。然据顺治抄本《凌氏宗谱》,凌氏各族支间因修谱多有往来。其中湖州双林凌氏以针灸名世,与藩府有很多交往。如弘治间,秦王脚麻无力,恭请凌云字汉章号卧岩者为其医治,秦王有《送汉章公还乡四律》;嘉靖间,宗藩定襄王不仅亲自写信延请凌瑄号双湖者治其小儿,而且请总督胡宗宪以礼致聘,又请凌氏同乡显宦董份写信劝行;天启间,河南周藩朱勤美曾请凌士麟号振湖者治其痿疾,周藩作《赠振湖君文》以惜别。笔者以为,从这些凌氏族人与藩府的交往看,凌濛初得到周宪王本并非没有可能。而且就算“托古改制”,也表达了他不满时本改窜而重视底本和校雠的编刊态度。

与此类似,凌濛初校阅《琵琶记》,底本号称是旧藏臞仙本,且“毫发毕遵,有疑必阙”[75],显示了恪守原本的态度。而凌濛初之所以不用时本,也是因为时本对元本《琵琶记》“强做解事,大加改窜”[76],致使世人不复睹元本之真面目。他认为《琵琶记》被篡改而蒙尘莫辨大约起于昆本,此后盛行的徽本就是袭用昆本,而一些地方又以意更改,致使颠倒讹谬更深。对此,凌濛初一直想得一善本而正之,所以获臞仙本后,“大为东嘉幸,亟以公诸人”[77]。再如凌瑞森刊《拜月亭记》,底本号称是其从父凌濛初所得沈璟抄校本,“乃家仲父即空观主人,素与词隐生伯英沈先生善,雅称音中埙篪。每晤时,必与寻宫摘调,订格考误,因得渠所抄本。大约时本所纰缪者十已正七八,而真本所不传者十亦缺二三”,于是“悉遵是本”[78]。臧懋循所刊《元曲选》采用的底本通常也较好。因为他不仅自己收藏有许多戏曲秘本,而且还向湖北刘延伯等各地收藏家访求了很多善本,其中不少是宫中所用“御戏监本”。他对各种版本作了细致的比较,择其精者进行校订和整理,因此学界公认《元曲选》的讹误较少。正是因为慎选底本,校雠精良,四大望族刊本《西厢记》《琵琶记》《幽闺记》《元曲选》等都成了学界较公认的善本,特别是凌濛初所刊《西厢记》,后世刊本多以它为底本。

为打造精品,四大望族所编刊的戏曲多为套印本,而且都附有精致的插图,以吸引消费者。套印本能很鲜明地把正文和评点分开,读者一览即知,无须注明。套印本的评语、批注多在书眉或行间。为了在书眉套印文字,所以其天头很宽。为了便于在行格间套印文字,套印本一般没有行线,印成后行疏幅宽,正文评点眉目清楚,加之纸白笺细,彩色斑斓,展卷阅读,比墨本更有一番引人入胜的情趣。就插图而言,明刻附图本《西厢记》传世不下二十种,但最精美的要数闵齐伋刻本和凌濛初刻本。闵齐伋所刻《西厢记》插图现藏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共二十一幅,是晚明插图的代表作。不但画笔刻工极其精美,版面设计更是别出心裁。其中“闹斋”一幅,刻画张生与莺莺在斋堂中相见情景,人物秀美,一扫长身玉立、面貌呆滞的习见态势,被黄裳先生认为是“晚明最好的人物板画”[79]。构图方式也极为独特,佛堂点景只是一尊佛像和高几上的香炉,炉中两支香炷,冉冉上升的烟霭中幻出莺莺的亡父。凌濛初所刻《西厢记》也是《西厢记》绘图本的经典之作。它有插图二十幅,且由著名画家苏州王文衡绘图,著名徽派版刻家新安黄一彬雕刻,点笔工致,刀法精妙入微。此外,凌氏所刊《琵琶记》《幽闺记》《红拂记》《北红拂》《红梨记》《南音三籁》,闵氏所刊《邯郸梦》《董解元西厢记》,茅暎所刊《牡丹亭》,包括臧氏所刊墨本《玉茗堂传奇四种》《元曲选》等,也都有精致动人的插图。评点、套印,加上具有较高艺术造诣和独特时代风格的插图,这些书籍自然很能吸引读者。正如闵暎璧《艳异十二图说》所言:“使观者目眩心飞,足称一时之大快云。”其在市场上的畅销程度也就可想而知。

晚明四大望族的戏曲编刊重视观览效果,不仅体现在彩色批点、精美插图上,而且还体现在序跋、题辞等漂亮书法上。如闵光瑜所刊《邯郸梦》,其插图题辞仿唐寅、李昭道、陈居中、赵孟、仇英等众多名人书法,时而篆书,时而隶书,时而行书和草书,视觉效果十分强烈。与此相似,凌性德所刊《校正原本红梨记》十八幅插图的曲文题辞,亦行书、楷书、篆书、草书、隶书等各种字体兼具,十分美观。重视视觉效果,以便读者观览,是四大望族编刊家的一种明确意识,这种意识在他们所刊书籍的凡例中有明确表达。如闵光瑜刊《邯郸梦》之《凡例》曰:“兹择采其精要者,与刘评共用朱印,惟作字差大以别之,若臧评则梓在墨板,以便看也。”

四大望族的戏曲编刊家善于捕获商机,制造卖点。如茅暎刊刻《牡丹亭记》,一方面不满臧懋循删改《牡丹亭》而校以汤氏原本,另一方面又觉得臧氏评点有价值而有所保存。臧氏改本原是墨本,茅氏不仅新出以朱墨本,而且重新加以批点。显然,茅氏是借了臧氏评改《牡丹亭》之商机,而汤氏原本、臧氏评点、茅氏自评以及朱墨印刷均是茅氏刊本卖点。为了获取商业利润,四大望族戏曲刊本还存在伪托名人插图、题辞故弄玄虚等情况。如据凌性德《素娘遗照引》,其所刊《红梨记》之《素娘遗照》插图,原本乃唐寅所绘,“友人顾茂安者珍此像为世宝”,凌氏刊刻时,“购名笔往摹之,神情意态无不一一逼肖”。而据董捷考证,此插图为凌氏雇名手摹唐寅原作而成的“可能性很小”[80]。又如凌瀛初刊《红拂记》,十二幅图的题辞其实由凌起祥一人所题,然六次署名“起祥”,四次署字“玄观”,两次署号“浮玉”,搞得好像是许多人所题,显然是故弄玄虚,以招徕读者。

注重取悦消费者,争取最大量读者,是四大望族戏曲编刊活动商业特征的最生动体现。如凌性德将明徐复祚所撰《红梨记传奇》与元张寿卿所撰《红梨花杂剧》放在一起刊刻,“一振南音之雅,而缀以北音之剧,令南北不分曹而奏”[81],使读者能同时赏玩南曲、北曲,比较其异同。闵齐伋将元人《西厢记》与明人《南西厢记》等作品汇为《会真六幻》,也是便于读者赏玩、比较和研究。特别是凌濛初,处处迎合读者好恶。《南音三籁》收戏曲《红拂记·渡江》,凌濛初尾批曰:“《锦缠道》一曲,堆砌甚矣,旧曲宁有此耶?然时所喜唱,不得不留以备一种耳。”保留堆砌的《锦缠道》曲,只不过是因为时所喜唱。又《南音三籁》所收《拜月亭·拜月》有【商调·二郎神】曲,凌濛初眉批认为此曲乃“引子无疑也”,但因“今人强唱作过曲”,凌濛初遂将之纳入过曲,并曰:“今恐惊俗眼,姑从时板。”有时甚至只是为了讨个吉利,如《南音三籁》所收陈大声散曲《驻云飞·集古曲句》“金榜题名及早归”句,凌濛初眉批曰:“本‘金榜无名誓不归’,今人取谶,故改之。”这纯粹是迎合读者心理,而非出于校勘考虑。凌濛初注意读者的阅读反应,这在其所刊《西厢记》、所校《琵琶记》中亦有生动反映。关于《西厢记》绘刻插图之用意,凌濛初《西厢记凡例》第九条云:“世人重脂粉,恐反有嫌无像之为缺事者,故以每本题目、正名四句,句绘一幅,亦猎较之意云尔。”又凌濛初《琵琶记·凡例》曰:“时本《琵琶》,大加增减。如考试一折,古本所无;古本后八折,去其三折。今悉遵原本,但其所增者,人既习见,恐反疑失漏者,则附之末帙”;“今凡见古本无尾者,即妄增一尾,殊为可笑。然恐人所习熟,以不见而骇,则备记上方,其曲之竟异者亦然。”不难看出,凌濛初重视读者口味、尊重读者阅读习惯的诸种努力,都是从争取最大量的读者这一商业角度考虑。

[作者简介] 赵红娟,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教授。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明望族的文学编刊活动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0BZW050)阶段性成果。

[2]包括:唐元稹《会真记》一卷、《会真诗》一卷、《会真赋》一卷、《会真说》一卷、《钱塘梦》一卷、《董解元西厢记》三卷、《王实父西厢记》四卷、《关汉卿续西厢记》一卷、《围棋闯局》一卷、《五剧笺疑》一卷、《李日华南西厢记》二卷、《陆天池南西厢记》二卷。

[3]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五著录该书为十四卷,大概是此六幻的卷数,再加上《围棋闯局》一卷,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6页。

[4]学界一般以为国图藏本乃孤本,如蒋文仙《明代套色印本研究》(华东师大2005年博士论文,第201页)、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中国美院2008年博士论文,第36页)等,然据《中国古籍总目》,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甘肃省亦藏,待查。

[5]参见范景中《套印本和闵刻本及其〈会真图〉》,《新美术》2005年第4期,第78页;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中国美院2008年博士论文,第34页。

[6]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五即著录为朱墨套印本,第16页。

[7]凌元,字广成,号广成子,崇祯副贡,州判,是凌弘宪《楞严经》阅正者之一。

[8]闵于忱刊《孙子参同》梅国祯序署“吴兴蕉迷生闵振声书”。

[9]凌瀛初刊《千秋绝艳图》闵振声跋署“花月郎闵振声为冯虚兄(凌瀛初)书并跋”。

[10]与闵暎张合刻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戏曲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形式。闵暎张(1587—1632年)字无文、文长,号钵莲。

[11]见蒋星煜《论〈西厢会真传〉为闵刻闵评本——与罗炕烈、张人和两位先生商榷》,收入《〈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5—297页。

[12]现存3种:《宋公明闹元宵》附于《二刻拍案惊奇》后,《虬髯翁正本扶余国》收入《盛明杂剧二集》,《识英雄红拂莽择配》有上图藏凌氏朱墨套印本。残存《乔合衫襟记》曲词五出,收入凌氏自编《南音三籁》。

[13]国图藏闵齐伋刊《会真六幻》收凌濛初《会真说》,曰:“有数本而共衍一事者,则情联而本分,如《西厢》之类,余所未脱稿《吴保安》亦然。”

[14]冯梦龙曾赞扬凌氏改《玉簪记》为《衫襟记》,才气纵横,“一字不仍其旧”。见明冯梦龙《太霞新奏》卷六,《冯梦龙全集》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15]〔明〕汤显祖《答凌初成》,见《汤显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44页。

[16]〔明〕沈泰《盛明杂剧二集》卷二十二《虬髯翁》第一出眉批,1925年董氏诵芬室刻本。

[17]〔明〕沈泰《盛明杂剧二集》卷二十二《虬髯翁》第四折眉批,1925年董氏诵芬室刻本。

[18]〔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44页。

[19]此处据陈多《凌濛初和他的〈南音三籁〉》一文统计,见《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第46页。

[20]〔清〕李玉《南音三籁序》,见《南音三籁》,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本。

[21]〔清〕袁园客《南音三籁题词》,同上。

[22]〔清〕袁于令《南音三籁序》:“《九宫谱》出,协然向风,梨园子弟庶有规范,犹未若《三籁》一书之尽善也。”同上。

[23]参见俞为民《凌濛初的戏曲理论》,《金陵学刊》第一集,第56页。

[24]现存,八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有图,上图、国图、北大等十余馆有藏。

[25]凌濛初《西厢记凡例》,见魏同贤、安平秋主编《凌濛初全集》第十册《西厢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

[26]《琵琶记·说明》,见魏同贤、安平秋主编《凌濛初全集》第十册《琵琶记》。

[27]凌濛初在批语中提到了浙本、闽本、赝李卓吾本。

[28]按:三传为《识英雄红拂莽择配》《李卫公蓦忽姻缘》《虬髯翁正本扶余国》。

[29]蒋文仙言10幅,误。见《明代套色印本研究》,华东师大2005年博士论文,第319页。

[30]指其从父凌濛初所得沈璟手抄本,“大约时本所纰缪者十已正七八,而真本所不传者十亦缺二三。或止存牌名,不悉其词;或姑仍沿习,不核其实”。见凌瑞森《拜月亭传奇跋》,上图藏涉园影印本《拜月亭》。

[31]凌氏《红梨记》刊本《素娘遗照引》署“吴兴朗庵子识”,因是行草,“朗庵子”有学者误以为“改庵子”,见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中国美院2008年博士论文,第49页。其实,玉蟾道人《题红梨花传奇》“晟溪朗庵子为之寻宫摘调”一句中“朗”字清晰可辨。

[32]蒋文仙《明代套色印本研究》(华东师大2005年博士论文)说此乃国图孤本,其实亦见于日本内阁文库,见孙书磊《〈书舶庸谭〉所载日藏中国戏曲文献考略》,《戏曲研究》第70辑(2006年)。

[33]参见凌濛初刊《言诗翼》校阅者名单。

[34]参见周凌云《〈绣襦记〉版本考述》,《艺术百家》2004年第5期,第75—82页。据周凌云该文研究,《绣襦记》的明末朱墨套印本可能有多个版本,情形十分复杂。

[35]茅维有《茅洁溪集》,洁溪乃其山居之地,因以为号。茅元仪《石民赏心集》卷八有《过季父孝若先生洁溪山居同得归字》。

[36]此条可参见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57页。

[37]同治《归安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引。

[38]邹式金所编《杂剧三集》有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刻本,共收明末清初杂剧34种,故又名《杂剧新编三十四种》。

[39]孙书磊《茅维及其凌霞阁杂剧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 年第 期,第 页。

[40]其中《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等12部剧作各有4幅图像,其余88剧各有2幅图像,共计224幅。参见程有庆《〈元曲选图〉与元杂剧的题目》,《文津学志》(第三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5月。

[41]翁连溪《中国古籍总目》(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1872页)著录有30馆所藏《元曲选》明万历刻本,笔者怀疑其中可能有清初重修本和清代博古堂印本。

[42]可能因为缺页,所以上图本并无范爱萍所言首有“兰印‘雕虫馆刻精选元人杂剧百种’牌记”。范爱萍《受到藏家青睐的明刻本》,《美术报》2010年3月27日,第31版。

[43]〔明〕王骥德《曲律》,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70页。

[44]〔明〕凌濛初《谭曲杂札》,同上,第260页。

[45]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46]参见邓绍基《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7]邓绍基《臧懋循笔削“元剧”小议》,《阴山学刊》1998年第3期。

[48]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151、153页。

[49]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151、153页。

[50]邵曾祺编著《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3页。

[51]邓绍基《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

[52]杜海军《〈元曲选〉增删元杂剧之说多臆断》,《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53]郑骞《臧懋循改订元杂剧评议》,《文史哲学报》1961年第2期。

[54]奚如谷《臧懋循改写〈窦娥冤〉研究》,《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

[55]徐朔方《臧懋循年谱引论》,收入《徐朔方集》第三卷《晚明曲家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41—442页。

[56]杜海军《从〈元曲选〉对元杂剧的校改看臧懋循的戏曲观》,《戏曲艺术》2010年第3期。

[57]见李玉莲《“网罗放佚”与“删汰繁芜”——元明清小说戏剧的选辑传播》,《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

[58]徐朔方《臧懋循年谱引论》,收入《徐朔方集》第三卷《晚明曲家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41—442页。

[59]徐朔方《臧懋循年 谱引论》,收入《徐 朔方集》第三卷《晚 明曲家年 谱》,杭 州:浙江古 籍出版社,1993年,第441—442页。

[60]见《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61]《臧氏族谱》著录为四卷,误。据现存万历刊本,乃四种八卷。

[62]见朱恒夫《论雕虫馆版臧懋循评改〈牡丹亭〉》,《戏剧艺术》2006年第3期。

[63]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从考·玉茗新词四种》,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值得注意的是,刘氏言初版封面题“玉茗新词四种”,而朱恒夫言初版封面题“玉茗堂新词四种”,不知孰是。

[64]见黄仕忠《日本所藏汤显祖戏曲版本知见录〔一〕》,《文学遗产》网络版,2012年第3期。

[65]吴梅《吴梅全集(理论卷)》收入此跋,名《小玲珑山馆旧臧〈紫钗记〉跋》,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49页。朱恒夫读《小玲珑山馆旧臧〈紫钗记〉跋》后曰:“后来他得到了臧晋叔本,但是否为雕虫馆版则不得而知。”见《论雕虫馆版臧懋循评改〈牡丹亭〉》,《戏剧艺术》2006年第3期。现据此跋真迹可知,吴梅所得确为臧氏雕虫馆版。

[66]吴梅《顾曲麈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74—175、175页。

[67]吴梅《顾曲麈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74—175、175页。

[68]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69][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231页。

[70]〔明〕凌濛初《谭曲杂札》,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60页。

[71]学界一般认为该剧创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然孙书磊以为是万历二十四年。参见孙书磊《玉茗堂本〈昙花记〉考论》,《文化遗产》2009年第4期。

[72]参见潘星星《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另外,关于臧懋循评改《昙花记》,有张星《臧懋循评改本〈昙花记〉传奇》,中山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未见。

[73]凌濛初刊本《西厢记》之《凡例十则》。

[74]参见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收入《郑振铎全集》(第四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73—574页。

[75]凌濛初刊本《琵琶记》之《凡例》。

[76]凌濛初刊本《琵琶记》之《凡例》。

[77]凌瑞森刊《琵琶记》之凌濛初《凡例》。

[78]见上图藏涉园影印本《拜月亭记》之凌瑞森《拜月亭传奇跋》。

[79]黄裳《说〈中国罕见书录〉》,《读书》1993年第12期,第89页。

[80]见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第50页。

[81]凌性德刊本《红梨记》之玉蟾道人《题红梨花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