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自注位置而言，可以分为题下注、句中注和诗后注三类。题下注和题、序的功能相似，一般是介绍作诗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缘起等要素，因此不少时候题下注和题、序常相混淆，除了上文所引几例外，又如《和陶游斜川》题下自注为“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孔校云：“集戊为题下自注，……查注以此十一字为题。”[26]其实题中含有此十一字的还有《七集》、清刊类注等，皆不作自注。又如《甘露寺》题下注“欲游甘露寺，有二客相过，遂与偕行。……”，孔校云：“集注、类本有引。集甲无引。施乙以此引入自注。”[27]题下注和题、序差别不大，功能也很相似，各本在刊刻中常有不同。诗后注指出现在诗歌末尾，就全诗的内容主旨进行总结说明的自注。如《次韵答顿起二首》（卷十七，页839）其一，诗末自注云：“顿起及第，时余为殿试编排官，见其答策语颇直。其后与子由试举人西京，既罢，同登嵩山绝顶。尝见其唱酬诗十余首，顿诗中及之。”自注所言涉及整首诗的内容，非针对某句诗作出的解释，相对而言这种自注形式较少。和题下注、诗后注相比，句中注数量最多，内容更为多样，也是苏轼自注的特色所在。这些自注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是苏轼个人情趣的绝佳体现，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诗自注有助于诗歌编年、文字校勘、史实订正。苏诗自注所提供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诗歌要素是确定苏诗编年的最可靠根据，历代注家在对苏诗进行编年时都对自注有所利用。如《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一“岁恶诗人无好语”句，自注云：“公择来诗皆道吴中饥苦之状。”查慎行于此诗案曰：“此诗公自注有‘公择来诗皆道吴中饥苦’之语，公择以熙宁七年自鄂州移知湖州，在任两年，改齐州。作此诗时，公择尚在湖，贡父时知曹州。二诗唱和既系同时作，其为熙宁八年无疑。《诗案》以为‘六年’，《苕溪丛话》以为‘九年’，当是传刻之讹。今依施氏原本，与后一首俱编密州卷中。”[28]查氏据自注提供的信息确定编年，纠正《诗案》及《苕溪渔隐丛话》中的错误，甚当。又如《杂诗》“昔日双鸦照浅眉”，此诗宋施本不载，《七集》本为《杂诗二首》之一，邵氏补注编入《续补》卷下，查慎行认为“诗中有‘蓬莱老守’之句，疑为先生自常州赴文登时所作”，但却从前一首而编入卷二十九苏轼翰林学士时作。王文诰不同意此编年，他说：“今屡复此诗，并以《徐州和赵成伯见戏》诗公自注合观，始知此为重过密州作。今改编，余详《韩康公座上书扇》诗题下。”[29]王文诰所云《徐州和赵成伯见戏》公自注当为《和赵郎中见戏二首》题下自注“赵以徐妓不如东武，诗中见戏云：只有当时燕子楼”[30]。可以看出，自注所提供的线索对确定编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自注还有利于校勘文字和订正史实，如《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首句“海石来珠（宫）浦”，《合注》云：“何焯曰：陆放翁《剑南集》中作‘珠浦’。云‘海石’，英石也。则‘宫’字乃不知者妄改。”[31]王文诰案云：“珠江、珠浦，并在岭南，以公自注证之，信珠浦无疑也。义门看清此注，故以‘宫’字为妄，非专主陆说也。”王文诰所说自注乃此诗“馈饷扬州牧”句下自注“仆在扬州，程德孺自岭南解官还，以此石见遗”[32]。王文诰以自注来证明“珠浦”乃岭南地名，非“珠宫”也，证据虽不十分确凿，但可聊备一说。又如《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卷三十五，页1800）诗，查慎行于题下注云：“先生受知于欧阳，在嘉祐丁亥，晁美叔与公同年，定交即在此时。时先生年二十二，而诗云‘我年二十无朋俦’者，乃大概约略之词。傅藻《纪年录》：至和二年乙未，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谒张安道，有晁美叔者，求友于先生。与本诗公自注一段相戾，特傅会起句而失之耳。今驳正。”冯应榴亦案云：“王宗稷《年谱》亦同此误。”查氏所说公自注指此诗“尚欲放子出一头”句下自注“嘉祐初，轼与子由寓兴国浴室，美叔忽见访，云：‘吾从欧阳公游久矣，公令我来与子定交，谓自必名世，老夫亦须放他出一头地。’”[33]查慎行等人参考自注纠正《纪年录》和《年谱》的附会，结论可从。
其次，苏诗自注对完整考查苏轼一生行迹、交游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苏轼一生足迹遍及大半个国家，每到一地他必抱以极大兴趣探幽访古，并作诗记之，自注对具体情况多有补充。如《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卷三，页112），诗中共有十一条自注，记录自己从十三日到十九日所经之地和所访之名胜，例如“最爱泉鸣洞，初尝雪入喉。满瓶虽可致，洗耳叹无由”句下自注云：“是日游崇圣观，俗所谓楼观也。乃尹喜旧宅，山脚有授经台尚在。遂与张杲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别有太平宫道士赵宗有抱琴见送，至寺，作《鹿鸣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观，观后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遗迹。下山而西行十数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仙游潭，潭上有寺二。倚峻峰，面清溪，树林深翠，怪石不可胜数。潭水以绳缒石数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砾投之，翔扬徐下，食顷乃不见。其清澈如此。遂宿于中兴寺。寺东有玉女洞，洞中有飞泉甚甘。明日，以泉二瓶归至郿。又明日，乃至府。”注文不仅对诗句作了解释，还对当日形迹作了详尽记述，堪称一篇小的游记文，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又如《濠州七绝》（卷六，页259），其中《涂山》《彭祖庙》《逍遥台》《四望亭》《浮山洞》五诗题下皆有自注，如《四望亭》题下自注云：“太和中，刺史刘嗣之立。李绅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过濠，为作记。记今存而亭废者数年矣。”苏轼博闻强识，学识渊博，往往能将历史知识和游览之地结合起来，因此此类诗作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如《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卷三十八，页1962—1963）“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句，自注云：“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夜半见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山有二石楼，今延祥寺在南楼下。朱明洞在冲虚观后，云是蓬莱第七洞天。”探幽寻胜，沟通古今，这是苏轼的一大爱好，也是他诗歌自注的一项重要内容。
苏轼重情谊，喜交游，自谓“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34]，可见其交往的广泛程度。其交游人物仅史传可考者就有三百零七位[35]，其他传记失载的为数更多，苏轼常将和这些普通人物的交往情况写入诗中，并在自注中有所介绍。如《自金山放船至焦山》（卷七，页277）“老僧下山惊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谈”句，自注云：“焦山长老，中江人也。”“中江”为蜀地名，焦山长老和苏轼为老乡关系。又如《送张轩民丞赴省试》（卷八，页375）“洗眼上林看跃马，贺诗先到古宣城”句，自注云：“伯父与太平州张侍读同年，此其子。”张轩民事迹不可考，仅据自注知其为太平府人。另外，和苏轼交往较多的人物，通过自注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之间更为详细的交往情况及各人志趣。苏轼与弟苏辙感情笃厚，每在自注中言及两人的往昔故事，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卷三，页89）“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句下自注云：“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故云尔。”此诗作于嘉祐六年十一月，赴凤翔任时作，苏轼时年二十六岁，与弟苏辙首次长时间分别。自注所言情事，不仅是一种高逸情志，更是弟兄情深意笃的写照。又如《中秋月三首》（卷十七，页831）其二“六年逢此月，五年照离别”句，自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岁与子由会于此。”自注表明诗中所言“六年”“五年”乃实写，反映了弟兄相见之难和中秋夜对弟弟的思念。再如《次韵孙莘老见赠时莘老移庐州因以别之》（卷九，页417）“龚黄侧畔难言政，罗赵前头且眩书”句，自注云：“莘老见称政事与书，而莘老书至不工。”查注引《韵语阳秋》云：“世之言恶札者，必曰罗、赵，东坡诗云云，盖讥之也。”苏轼指出莘老不工书的事实，以诗戏之，非恶意也。
有时自注还记录交游、聚会盛况和活动，如《九日黄楼作》（卷十七，页840）“诗人猛士杂龙虎”句，自注云：“坐客三十余人，多知名之士。”此诗作于元丰元年重阳节，前一年苏轼刚到徐州任不久就遭遇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苏轼指挥全城军民抵御住了洪水，保住了徐州城，次年苏轼又主持修筑防洪大堤，同时在城东门修建了“黄楼”以示庆祝，苏轼自注所云的三十余人都是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庆典的亲朋故旧，可见出当日宴会的盛况。又如《次前韵送刘景文》（卷三十四，页1735）“一朝寂寞风雨散，对影谁念月与吾”句，自注云：“郡中日与欧阳叔弼、赵景贶、陈履常相从，而景文复至，不数日柳戒之亦见过，宾客之盛，顷所未有。然不数日叔弼、景文、戒之皆去矣。”欢聚总是短暂，一朝分别令人感伤，更重要的是从此天各一方很难再有重逢的日子，有的竟至是永别。冯应榴于此诗题下注云：“此诗盖送景文知隰州，故云‘西行八百里’也。先生于元祐七年十月《乞赙赠刘季孙状》云：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月官所。是其到任未久即卒矣。”此诗作于元祐六年末，可见此次分别不久刘景文即去世。越到生命的后期，苏轼就越珍惜与朋友的每一次相聚，如《次韵前篇》（卷二十，页998）“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句，自注云：“去年徐州花下对月，与张师厚、王子立兄弟饮酒，作‘苹’字韵诗。”随着年龄的增长，亲朋故旧常有逝去，苏轼每在诗中沉痛悼念或回忆，自注中多有对前事的补记。如《孔长源挽词二首》（卷十三，页612）其二“潮声夜半千岩响，诗句明朝万口传”句，自注云：“长源自越过杭，夜饮有美堂上联句，长源诗云：‘天目远随双凤落，海门遥蹙两潮趋。’一坐称善”，苏轼回忆孔长源生前情事，自注解释诗句。又如《王郑州挽词》（卷三十一，页1547）“京兆同僚几人在，犹思对案笔生风”句，自注云：“予为开封府幕，与子难同厅。”通过苏轼的这些自注，我们不仅可以补史传记载之缺，而且还可考查苏轼彼时之心态，并进而探究苏诗之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