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查清朝情报的重要文本依据

清代前期和后期，朝鲜文士与清人笔谈多是为了探查清朝政治或时事，以便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汇报。正如朝鲜使臣有云：“文字有迹，胜于言语，尤便于归报。”^[22]《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中时常载有朝鲜使臣凭借笔谈文本向国王汇报的文字。如《承政院日记》载：朝鲜国王高宗向鱼允中问及与李鸿章、张树声的交涉情形时，鱼允中有云：“张则方以直隶总督赴省城，未得见过。李则三次见之，而仰承圣谕求解大院位而未获。兹有笔谈数纸，以备乙览矣。”^[23]与李鸿章的笔谈原件成为向国王禀告情况的重要依据。又如：“弘集曰：‘此与他物有异，受之无损矣。’仍奏曰：‘日前《钦使笔谈》伏想乙览，而电线事已咨明乎？’上曰：‘已送咨矣。书院事规制当何如？’”^[24]《钦使笔谈》成为朝鲜高宗据以了解“电线事”的重要文本。在一些笔谈文献中，作者称自己为“臣”，如赵文命《燕行日记》载自己与徐登云笔谈的内容，涉及自己的笔语，前面均称呼“臣曰”^[25]，崔鸣吉《燕中闻见》载己巳年，朝鲜佚名与丰润县秀才曹重笔谈；庚午六月，朝鲜佚名与郭垣笔谈；己巳年十二月，朝鲜佚名与李天标笔谈等，行文之中，朝鲜佚名都是自称“臣”^[26]，臣是对君而言，显然，这些笔谈是为了日后呈献给朝鲜国王参阅。此外，1728年，朝鲜使臣赵文命行经新广宁，将吴三桂旧将田生锜请来笔谈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吴三桂与清朝相关的史事。丙寅三月，朝鲜使臣将田生琦请来笔谈的主要原因也是“问及彼中事”^[27]。韩国现存的古代外交文献《同文汇考》中的“使行别单”，是朝鲜使臣归国后将在清朝的见闻事件呈报国王的文本，其中载录的详细笔谈记录多达20种，^[28]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探查清朝情况是中朝文士笔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19世纪中后期，中朝文士间的笔谈，主要是为了商量时事，以求富国自强，或商榷对付英、美、俄、日等侵犯朝鲜、清朝之行的对策等。现存的《皖友谭草》（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北洋衙门谈草》（成均馆大学藏书阁藏本）、《大清钦使笔谈》（《修信使日记》）、《经略使与中国委员晤谈草》（《鱼允中全集》）、李鸿章与朝鲜官员的系列笔谈（《李鸿章全集》）、金允植《天津谈草》（《燕行录全集》本）等都是关于国家命运、时事的内容。笔谈为两国高层官员间的私密交流提供了较为便捷而隐秘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