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文士强烈的学术交往意愿

儒家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促使朝鲜文人与清文人作笔谈交流。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两国文士间的笔谈更是缘于文学、学术等交流的主观愿望。中朝两国同处儒家汉文化圈，相近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追求，使得两国文士更愿通过笔谈交流思想。对于那些能够深入文化内核的学术笔谈，朝鲜文士尤其向往。如当得知所接触到的清人是著名儒家学者之后裔时，朝鲜文人极其感到欣喜，如1792年，金正中与程嘉贤、胡宝书笔谈：“其人书曰：‘仆姓程，名嘉贤，字少伯，号声路，江南人。此友姓胡，名宝书，字锦堂，亦广东人，流寓在此，栖栖度日。’余又问曰：‘公等或明道先生、胡文定公之苗裔耶？’曰：‘是也。’余曰：‘屠贩之间得此风人韵士，甚幸。况中州文宪在二位身上，岂与昔时悲歌士比乎？’曰：‘何敢当也？’”^[9]在诸多笔谈之际，朝鲜文士打听中土儒家学者后裔的留存情况，恰恰极鲜明地体现出他们寻求文化认同感的迫切。在17世纪后期，一些朝鲜文士已有主动找寻清文士交流的意愿，洪万朝《馆中杂录》载云：“到关内见秀才之家，则必于街巷窄隘处作门，甚少不容。”^[10]在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朝鲜北学派的兴起，中朝文士间的交往愈发密切深入。当时的《燕行录》以及相关文献中就多有朝鲜文士找寻清名士笔谈的记载，如1727年，姜浩溥与秀才郭如恒（柏）笔谈之际，有云：“入贵境后，每欲得见大秀才一论经旨矣，今长者俨然辱临，幸甚。”^[11]在笔谈之际，朝鲜文士往往会主动打听可与笔谈的秀雅知名之士。这在18世纪以后的笔谈记录中不胜枚举。兹举数例：

1712年，朝鲜金昌业与书生高升笔谈有云：“此村亦有秀才否？”^[12]1760年，李商凤与徐阜年笔谈有问：“在便道而稍可语者，第为我言之？”^[13]1783年，李田秀、李晚秀向宣聪弟弟表明来访之意，有云：“只闻是文章名士，故特来一访也。”^[14]1804年，李海应面晤清文士王棨有云：“仆之此行，非直为山川楼观之胜，切欲求吾所欲见者，今焉邂逅，东海鄙人何以得此奇会。”^[15]1804年，李季鸣与杨承宪笔谈时，有云：“来游上国以来，愿一托交于鸿儒硕士，而自达无路。今与先生得一会，而又将东归，无由源源甚恨。”^[16]1825年，李喜熊与店主马文召笔谈时，有问：“地方文士可与语者？”^[17]

朝鲜文人也特别乐意与文笔兼优的清文士进行笔谈，很明显，18世纪中期以后，朝鲜文士意欲与清名士相会作学术、文学交流的愿望尤为强烈。在文化认同感召下，笔谈无疑是双方进行深入交流的最便捷方式。如徐有素《燕行录》载：“有王进士者，名宗溥，年才廿余。与行中诸人迭相笔谈，文识甚优。又有徐煦者亦是少年佳士，与之酬酢。”^[18]又如赵文命《燕行日记》载云：“（宋）美成弟子徐登云，年十四，为人精秀可爱，颇通文理，故与之笔谈矣。”^[19]若笔谈片刻后，发现其人无文识，朝鲜文士便不会深入交流下去，如黄晸《癸卯燕行录》载黄晸在抚宁县与一秀才笔谈数语后，有云：“观其为人不甚奇，故只有此酬酢，而给笔墨以送之。”^[20]而与性情相投、学识俱优的清文士相笔谈，所获得的愉悦感如徐有素《燕行录》所载：“出往周菊人家，半日酬酢。”^[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