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便于中朝文士深入交流

笔谈是中朝文人交往时的直接对话，比通过译官转达意思来得畅快，而且笔谈这种几乎悄无声息的交流形式，可以避免无关人士的打扰和交流内容的泄露等。朝鲜由于深受中国文化圈的影响，文人们多用汉字进行写作，口头语言的不同，并没有妨碍到中朝文士间的有效交流。他们在与清朝文人面晤时，一般不愿意依靠译官的翻译，而是更愿意采用笔谈的形式。朝鲜尹淳有诗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情形，云：“异类人情逢宿面，同文笔话替轻唇。”^[2]清朝举人胡少逸亦有诗句云：“国语方言两未谙，屑霖偶借笔为谈。”^[3]笔谈的优势在于使得中朝文士的交流避免了中间环节，使得表意更为准确，情感联系得更为紧密。朝鲜使臣徐有闻曾指出：“使人代言，不如吾纸笔通情。”^[4]笔谈是中朝文士交流之际，披襟露胆的极好途径。李海应有诗句赞云：“笔下方通话，杯中共见心。郢门呈一曲，商羽待知音。”^[5]崔斗灿有云：“笔话细论心内事，不知山外夕晖红。”^[6]一批中朝文士正是通过深入的笔谈交流，而结成了生死莫逆之交。

中朝文人间的深层次谈话往往触及时讳，也不便于通译在场。他们间的笔谈多有谈及前明政治、史事、清朝战事、内宫秘事等，这些内容多为时禁，不宜外传。就清朝文士而言，若交流内容外泄，免不了牢狱之灾，甚至于枉送性命，株连九族。故而清朝文士在与外邦之人结交时一般多会谨慎小心，《蓟山纪程》中朝鲜李海应有言：“盖彼人近与我人，虽或潜相交接，必忌讳他人听闻，又必扯裂笔谈之纸，王其甚者也。都下文士虽非外国人，亦不敢招朋引类，烂熳觞咏，非复旧日风者，专由治政之苛。”^[7]清朝文士在笔谈之后，多有将书写之纸尽销毁的做法，已绝后患。如1761年，朝鲜李商凤与举人胡少逸笔谈后，胡少逸“仍欲裂其所书，余取入袖中，胡举手作割头状曰：‘斩头斩头。’”^[8]有些谨小慎微的清文士，笔谈之际，甚至边书写边毁弃，洪大容《干净洞笔谈》记载清人潘庭筠的笔谈举动，有云：“此时兰公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余曰：‘妄恃眷爱，轻发此言；兄之惊动如是，请勿复敢言。’兰公曰：‘国朝法令甚严，此言一出必死。弟怕死，故自不觉如此。’”显然，即使笔谈这种私密性较强的交流，清文士仍多是谨慎小心，避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相较于中朝文士交流的其他形式如诗歌唱酬、尺牍往复、赠序题跋等，笔谈交流最为隐蔽，谈草又便于销毁，因此，它成了中朝文人乐于选择和接受的交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