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惟寅等北京文人的交往

早在嘉靖年间，王同轨就曾到过北京：《耳谈》“太仓役人”条曾记载嘉靖年间太仓库役人之事，并言“予时在京所亲见”^[39]。王寅《十岳山人诗集》中也有一首《蓟门逢行甫》：“忆昔相逢少保府，弱冠明经仍好武。久别重逢都护营，依然短褐一书生。”^[40]可见王同轨二十岁左右就曾在北京李惟寅府第与王寅相遇。

然而，王同轨与北京文人更加深入广泛地交流发生在万历年间的待官时期。当时“临淮侯”李言恭的府第为王同轨与其他文人的聚会提供了场合与条件，李言恭乃明初功臣岐阳武靖王李文忠之裔孙，其家虽世为武臣，却有着深厚的文墨传统，亲近文士，尤喜折节寒贱，在李惟寅的家中，文人墨客、山人衲子以至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常常一起饮酒雅集、分韵赋诗、赏画观碑，这也为诸人酒筵中的燕谈提供了土壤与机会。而李言恭家宴中的文人，很多都成了《耳谈类增》中的谈者。为简明起见，现将笔者所见相关诗题列表如下：

如对《耳谈类增》中的条目加以留意，不难发现：胡应麟曾谈“黄山人重耳”“刘黄鼎、黄裳”2条，李惟寅曾谈“阎王殿”“内守备府监生答对”“进士郭公”等8条，汪明生曾谈“义鸦报商冤”，顾郎哉曾谈“邹参知”“林公大合决狱”“武骑慰金三重婚”等24条^[41]，胡孟弢曾谈“字山”，柳陈甫曾谈“高九官蹴鞠”“还是准多”等3条。另外《耳谈》中还记有一些李惟寅的宅客、下属所谈的条目，如“王伯俞给舍”“名刺谑语”等等。由此可见，李惟寅的家宴不仅对王同轨有着扩大交际范围的作用，也发挥着《耳谈》成书时重要的信息收集功能。

当然，这种家庭式的聚会也可能在其他文人家中（如区大相）或者王同轨自己家中进行，只不过参与人数与信息密集程度一般较李言恭家宴略逊一筹。除了家庭宴集，王同轨还常与当时身处北京的文人在京邸酒所、寺庙等公共场合集会，如胡应麟有诗《秋日王太学行父招同顾朗哉、顾静父、李叔操、李本建、袁微之、魏颖超、汪明生、王资敬集长安西曲》，区大相亦有《四月八日王行甫招饮高粱河》一诗，诗前引曰：“……王银台行父者，楚之才士也，学综九流，见超三昧，乃邀我同气，萃彼能言，追淇洧之遗风，讨宗雷之密义。”^[42]从中可见，王行甫在与诸多文人雅士饮酒聚会上还是颇为积极主动的。

而《耳谈》中的许多条目，正有着此类场合的影子，如卷四十一“韩淮阴”条，就主要记录王同轨在蓟门酒间与陶懋中等人论史的情形；而卷三十九“虏俗夜谈记”也是在京邸酒所，咨问陕西山人曹番“塞上虏事”并加以记录而成的。可见，酒肆等公开场合对于《耳谈》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在北京，其他与王同轨往来的文人还有：李汝藩、李维桢、袁微之、朱汝修、李本建、管建初、汪公榦、谢彦云、谢友可、徐象先、欧大任、沈思孝、郭正域、徐孺榖、薛素素等。

从相关记载来看，王同轨好搜集奇闻异事，在当时的北京文人圈中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如在沈思孝告归时，王同轨与胡应麟等人曾在潞河边上为其送别，沈思孝为王同轨讲述贵竹地羊驿之幻术，并说：“行甫好奇，赠此一段奇也。”^[43]可见，王同轨好奇的名声也为他带来了奇事的“辐辏”效应。而北京文人在《耳谈》的刊刻、类增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耳谈类增凡例》中说：“曩岁需次都门，裒奇事数卷，御史大夫沈纯甫先生见之，谓为必传，会有饷金者，因以灾木。”又说：“《耳谈》，漫录耳，又耳不饶，诸公因谓何不益而畛分之？”^[44]这些意见对于王同轨《耳谈》的刊刻以及《耳谈类增》的分类无疑都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