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诗自注递经传刻，鲁鱼亥豕者颇多，清代冯应榴在《苏文忠公诗合注》[5]（以下简称《合注》）中首次对苏诗自注进行了全面考查与辨析，之后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在《合注》基础上对部分有疑问的自注进行了删改，今人孔凡礼先生又在《集成》基础上对苏诗自注予以了特别关注，其考查结果皆被写入《苏轼诗集》[6]校勘记（以下简称“孔校”），为我们今天研究自注提供了方便。现参考《合注》和孔校对自注的考辨意见，校之各本[7]，全面考查苏诗自注的历史流变情况，还原苏诗自注的真实面貌，揭示各本的自注体例。
梳理苏诗所有自注可以看出，对自注的著录可以分为三个文本系统：
一是白文本系统，即未经后人笺注的文本，指宋刊集本（即孔校所称《东坡集》《东坡后集》《苏文忠公文集》《东坡先生后集》《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等宋刊白文本[8]）、明成化刊《东坡七集》、明万历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等，孔校所用宋刊本与苏集原貌最为接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二是分类注本系统，其中包括宋刊集注本（即百家分类注本之前的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等）、宋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元刊百家分类注和清刊百家分类注，这些注本具有很强的历史因承关系，他们对自注的处理相似，可以纳入一个系统；
三是编年注本系统，即宋刊施元之、顾禧的《注东坡先生诗》，包括嘉定原刊本和景定补刊本，清刊施、顾注则结合了百家分类注，和宋刊本差别较大，之后查慎行的《苏诗补注》、冯应榴的《合注》、王文诰的《集成》皆属编年本系统。苏诗自注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文本系统之间。
仅就三个文本系统著录自注的一般体例而言，白文本系统对自注没有特别的标识，一般是在题下或句下直接引录自注，因此出现在白文本中不标注者的注皆可认为是自注。百家分类注因为注出众手，所以对自注的标识颇不统一，明确标为“公自注”“自注”“坡曰”的可以确定为自注，但很多没有明确标明注者的注也是自注，因为凡是后人的注释都会标明“某注”，自注则常常被省略注者，对于这一点清人较为清楚，遇此皆增标为自注。宋刊施、顾注为后世编年注本之祖，它对于苏诗自注的处理颇为独特，即凡遇自注皆标为“东坡云”，如不标注则默认为是施、顾注，但其中不少自注被转化成了施、顾注，其中原因下文详论，兹不赘述。孔校在前注基础上对苏诗自注予以了特别关注，对自注多有恢复和补充，如《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三首》其二“白昼关门守夜叉”句下，“公自注”云：“时贾欲再娶。”孔校云：“据集甲、集注、类本补。”[9]再如《次韵答王定国》“悠然独酌卧清虚”句下，“公自注”云：“堂名。”孔校云：“此条自注原缺，今据集甲、类丙补。施注有‘定国以清虚名堂’之语，无‘东坡云’字样。”[10]又如《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凄凉吴宫阙”句下，“公自注”云：“武昌有孙权故宫苑。”孔校云：“集本无此条自注。施乙此注文无‘东坡云’字样。类本注文无注者姓氏，或为自注。”[11]经过仔细对勘发现，除了体例上的不同，三个文本系统之间对自注的标注颇有不合之处，被有些文本标为自注的，有些则认为不是自注，孰真孰假一时难以判定，对此需深入辨析。
引起自注混乱和纷争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题、序、跋和自注混淆，如《甘露寺》题下，自注云：“欲游甘露寺，有二客相遇，遂与偕行。……乃卫公为穆宗皇帝追福所葬也。”施注为自注，查注、《合注》、《集成》等仍之，但类注为序[12]。又如《惜花》“红残绿暗吁可哀”句下，自注云：“钱塘吉祥寺花为第一。壬子清明，赏会最盛，……可为太息也。”孔校云：“集本无此自注。类本作跋语。”[13]清刊施注标为自注，查注、《合注》、《集成》仍之。又《答王巩》题下，自注云：“巩将见过，有诗，自谓恶客，戏之。”孔校云：“集本、类本为题目正文。施乙为题下注文，无‘东坡云’字样。”[14]《东坡七集》标为自注，清刊施注标为自注，查注、《合注》、《集成》仍之。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诗意的理解，虽然注之位置、名称有所不同，但所有权都属苏轼，故无强求一律之必要；
二是引苏文作自注，如《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五“妻却差贤胜敬通”句下，“公自注”云：“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合注》云：“此段自注，诸本俱无，惟查本有之。”（卷二十一，页1066）《集成》云：“本集《题和王巩六首诗后》云：仆文章随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故有胜敬通之句。”[15]又如《和陶读山海经》“仇池有归路”句下，“公自注”云：“在颍州，梦至一官舍，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合注》曰：“《七集》本、王本俱无此自注。”（卷四十，页2076）实际上此为苏轼《和陶桃花源》诗序中语，查慎行引为自注。又如《和陶东方有一士》诗后，“公自注”云：“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这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写和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合注》曰：“此段自注全见《东坡题跋》。”（卷四十，页2095）[16]总体来看，引文作注在各本中都较常见，但径直标为自注则有失严谨；
三是各本自注有无情况不同，如《小饮公瑾舟中》“闲说滁山忆醉翁”句下，“公自注”云：“邓，滁人也。是日坐中观邸报，云叟押入门下省。”（卷二十六，页1293）此诗宋刊施、顾注本缺，百家分类本无此注。清刊施、顾注据《七集》补诗及自注。又如《次韵送徐大正》题下，“公自注”云：“尝与余约，卜邻于江淮间。将赴登州，同舟至山阳，以诗见送留别。”孔校云：“集本、施乙、类本无此条自注。”[17]此注《七集》本有，清刊施注引入，查注、《合注》、《集成》仍之。又如《次韵钱穆父》“大笔推君西汉手，一言置我二刘间”句下，“公自注”云：“公行轼《告词》引董仲舒、刘向事。”《合注》曰：“后观查注所引周必大《诗话》，则王本、旧王本、《七集》本，无此自注。”（卷二十六，页1338）《集成》删去。[18]又如《戏和正辅一字韵》“姑固狡狯加间关”句下，“公自注”云：“王方平谓麻姑云：‘姑固少年，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狯变化也。’”《合注》曰：“《七集》本作公自注，今从之。”[19]又如《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水烹”句下，“公自注”云：“唐人云：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查慎行曰：“诸刻本皆不云‘公自注’，新刻不知何所据，今删去。”《合注》曰：“新刻本《七集》有。”（卷四十三，页2362）《集成》删去，孔校据集本补入。[20]此类情况一般是《七集》本有而他本无，《七集》本自注属于白文本系统，和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有所不同，其中真伪需要分别对待，不能因为不见于他本就认为非苏诗自注，特别是在所见版本未周的情况下更应该谨慎。如《新年五首》“参军许叩门”句下，“公自注”云：“周参军家多荔子。”《合注》曰：“诸本俱无此公自注。”（卷四十，页2055）《集成》删去[21]。查慎行作自注，孔校指出《七集·续集》有此自注，笔者检宋刊施注亦有，当为自注，《集成》据《合注》意见删去，不当；
四是自注与施顾注、百家分类注相混的情况。此种情况最为普遍，最为复杂，是导致自注混乱的主要原因。从以上所举例子来看，自注混为他注的情况较为普遍，而他注混为自注的例子则极为少见。除了少数可以较明确是误刊外，如《和赵郎中见戏二首》题下注云：“赵以徐妓不如东武，诗中见戏，云：‘只有当时燕子楼。’”与其二“明年六十奈君何”句下注：“赵每醉歌毕，辄曰：‘明年六十矣。’”孔校云：“类本为赵次公注文。集本、施本作自注。”[22]除元刊类注作赵次公注外，施本、集本皆为自注，元本很可能是误自注“赵以徐妓不如东武”和“赵每醉歌毕”的首字“赵”为赵次公。更为普遍的是，由于后注对前注不断完善，造成了自注价值降低，他注逐步取代自注，以至于混淆难辨。
一般来说，苏轼自注乃随手填注，并不严格，也不全面，甚至有失误之处，例如《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肯来杯酒作儿戏，流芳不待龟巢叶”句下，“公自注”云：“唐人以荷叶为酒杯，谓之碧筩酒。”孔校云：“集甲、集丁、类本有。”当为自注。但苏轼的说法有误，《合注》云：“‘碧筩’事非始于唐。此疑非公自注。”王文诰也引纪昀说：“事出《酉阳杂俎》，虽唐人书，乃魏人事。”[23]由此可见苏轼自己作注时并没有细核原书，偶有失误也在情理之中，《合注》据此怀疑非自注就有失偏颇了。又如《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句下，“公自注”云：“柳子厚《别刘梦得》诗云：皇恩若许归田去，黄发相看万事休。”类注次公曰：“先生本注，盖自是两诗。柳云：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刘云：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合注》也云：“先生自注，误合二诗为一也。”（卷二十，页1022）苏轼作注，仅凭记忆，并不严谨。对于苏轼自注不确、不全、不注出处的地方，类注和施、顾注多有补充。从理论上讲，经过补充的注从诗歌诠释价值上已能取代原注，态度严谨者对自注另行标注，但更多的是直接将补充过的自注转化为己注，这是自注消亡的一个重要方式，此种情况在类注、施注中都有不少，其中以施注为最多。如《李公择过高邮……戏公择云》，苏诗自注为“开合放出事见本传”，所注句为“未学处仲忍”，苏轼概言“见本传”，分类注和施、顾注对本传具体内容进行了补充。分类注援注曰：“王敦字处仲，尝荒恣于色，左右谏之，敦曰‘此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妾数十人，并放出之，云云。”援注撮举《王敦传》大意进行说明，宋施、顾注则摘录《晋书·王敦传》原文云：“字处仲。王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殴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还，叹曰：‘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敦又尝荒姿于色，体为之弊。左右谏之，曰：‘此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并放之。时人叹异焉。”施、顾注较之分类注更为全面、详细，冯应榴舍分类注取施、顾注，并曰：“王本、宋刊施本无此自注。”（卷十九，页928）王文诰据《合注》意见删此自注，但孔凡礼先生据宋刊集本重新补入，从恢复自注原始面貌上说具有积极意义。有时分类注和施、顾注只对苏轼自注作个别字的订正，便化为己注，殊为不当。
值得注意的是，王文诰对施、顾注将公自注化为己注的现象有所注意，如《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卷二十七，页1388）“云何解转空山雷”句，《七集》、分类注本有“公自注”云：“韦应物诗：水性本云静，石中固无声。如何两相互激，雷转空山惊。”但冯应榴指出：“宋刊施注本引韦应物《听嘉陵山水》诗，不作公自注。”王文诰于本诗下句“欲就诸公评此语”后案云：“‘此语’二字无着，故公自注明也。可见王本、《七集》本自注之不误。合注谓宋刻施注本引韦应物《听嘉陵山水》诗，不作公自注，此乃施注窃为己说，而合注又耳食也。”[24]此处王文诰的判断是可信的。另外，苏诗自注一般情况下重复注的情况并不多，百家分类注者人物丛杂，重复之注颇多，其中有些是移苏诗自注为己注，如《书林逋诗后》“湖上有水仙王庙。”《合注》曰：“王本援注略同。”孔校曰：“集本无此自注，施注无‘东坡云’字样。”[25]即属此种情况。
总体来说，存有争议的自注有一百余条，占总量五分之一左右，其他自注在白文本、分类注本、编年注本中的著录情况相同，为确定无疑的苏诗自注。这些自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是什么？它们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以下就此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