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 论
《补注杜诗》引“师古注”有200余条。这些“师古注”多为诸家注杜时所引录颜师古的《汉书》注。这些“师古注”中，有7条是蜀人师古的杜诗注，分别是：卷一《白丝行》、卷十《柟木为风雨所拔叹》、卷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十《赠别贺兰铦》、卷十六《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卷二十《初月》、卷二十八《伤春五首》。《补注杜诗》引师古杜诗注，往往是先引后评，在评的时候，则径称师古名。《补注杜诗》引师尹杜诗注为“尹曰”，有17条。笔者查《九家集注杜诗》，此17条师尹杜诗注，郭氏未引。其中有两条，在《九家集注杜诗》中标为“新添”[13]，为《水槛遣兴》（其二）和《宗武生日》二诗。其“新添”内容与《补注杜诗》“尹曰”大同小异。又卷二十九《忆郑南玼》诗中释“伏毒寺”时，黄氏又引称为“民瞻本”，但仅此1条。《补注杜诗》首附的《集注杜诗姓氏》中，对二位师氏的杜诗注均有著录，四库馆臣当然不会不知。一个本子中，出现两位师氏的杜诗注，明标注家名的自然不会引起误会。但对只称姓的师注，四库馆臣又是何以断定其为师尹的杜注，而非师古的呢？我们知道，师古的杜诗注长期被视为伪书，遭人诟病。而师尹的杜诗注则相反，自宋到今一直被世人所看重，宋代注杜大家赵次公、郭知达等对其尤为推崇，在自己的注本中反复征引。黄希、黄鹤父子治杜以严谨审慎为世所知，近人周采泉先生称其《补注杜诗》是“为现存宋人注杜中之较为存真者”[14]。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四库馆臣才将《补注杜诗》中900余条杜诗注归诸到师尹名下，而不是师古。四库馆臣相信，治杜严谨的黄氏父子，注杜是不可能引录伪书注的。四库馆臣不查，将900余条师注归诸师尹名下时，对寥寥7条明标师古名的杜诗注，确是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此，就有了《提要》所说的“注中征引则王洙、赵次公、师尹、鲍彪、杜修可、鲁訔诸家之说为多”的错误判断。
周采泉在《杜集书录》“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条下称此本：“于师古称师先生，此书或与师古有关，恐成于师古门人之手，亦未可知。”[15]张忠纲等在《杜集叙录》中指出《分门集注》中引录师注有800余条，其中明标宋代蜀人“师古曰”的就有62条。[16]周采泉和张忠纲二位先生虽未明言《王状元百家注》《分门集注》中师注是师古的杜诗注，但似乎也有所指。洪业《杜诗引得·序》认为，《分门集注》诸诗注释与《王状元百家注》是相同的。[17]王学泰先生《评杜甫诗集的“黄氏补注”》文称，《补注杜诗》与《分门集注》《百家注》所引师注内容相同，并判断《补注杜诗》中师注为蜀人师古的杜诗注。
综上，我们认为《提要》的判断是错误的。《补注杜诗》中所引录的900余条师注杜诗，应为宋代蜀人师古的杜诗注，而不是师尹（师民瞻）的杜诗注。当然，编纂四库工程浩大艰苦，四库馆臣们在整理这些浩如烟海的古籍时，未必对书中所有内容都能进行一一的核查和比对。作此判断，亦属情有可原。
［作者简介］：彭燕，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杜甫研究学刊》编辑。
【注释】
[1]本文为西部儒学委托项目：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研究（批准号RX14Y02）阶段性成果。
[2]《补注杜诗·提要》，《四库全书》（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69册第1页。另本文所引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原文，均出此本，下文不再单独出注。
[3]师尹，字民瞻，彭山（属四川）人。宋代注杜名家，有《杜工部诗注》，已佚。魏了翁《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赠正奉大夫师君墓志铭》（《鹤山集》卷八七）对其生平事迹多有交代。
[4]张忠纲、赵睿才等《杜集叙录·宋代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 三十六卷 〔宋〕郭知达编”条，认为《九家集注杜诗》引师尹注336条。笔者在做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整理中，检得《九家集注杜诗》引师尹注有434条。
[5]洪业《杜诗引得》上册（《九家集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另本文所引《九家集注杜诗》文字，均出自此本，下文不再单独出注。
[6]指赵次公的杜诗注。赵次公为宋代嘉州龙游（今四川乐山）人，有《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五十九卷，残存二十六卷。其残本有两种：一为明钞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二为清钞本，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今人林继中辑有《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最大限度地恢复了赵注原貌。赵注以精深细密，繁而不琐著称，后世杜诗注本多援引此书，如《九家集注杜诗》引录达四千余条，《分门集注杜诗》有三千余条，《补注杜诗》引录亦有二千余条。
[7]〔清〕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页。
[8]〔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75页。
[9]〔清〕钱谦益《钱注杜诗》，第2页。
[10]我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在将《九家注杜诗》《补注杜诗》二本中所有同注杜诗条目的师注内容逐一比对后发现，二本师注有三条较为相似，为：卷十九《奉送郭中承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六韵》“燕蓟奔封豕”、卷二十五《江亭王阆州筵饯箫遂州》“川路烽烟接，俱宜下凤凰”、卷三十《垂白》“未许七哀诗”。其中最后一条几乎完全一样。倘若我们只看这三条师注，确会使人认为二本师注为一人所注。当然，仅据这三条师注就认为二本诗注内容为一人所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一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二位师氏不仅使用了相同的材料，而且观点也颇为相近。二是二本师注间可能存在前后沿袭的情况，至于是谁沿袭了谁，不可得知。二家师氏所注杜诗的具体时间因文献的缺乏，只能考出一个大致的年代范围。据笔者所考，两家师注的时间在同一段时限范围内，故到底谁沿袭了谁，目前亦尚不能判断。
[11]〔宋〕何汶《竹庄诗话》（第五册）卷十一，《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诗文评类），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下文引《竹庄诗话·无家别》师古杜诗注亦出此本，不再出注。）
[12]〔宋〕蔡梦弼《草堂诗话》，《四库全书》（诗文评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81册第528页。（本文所引《草堂诗话》蜀人师古《诗话》均出此本，不再出注。）
[13]“新添”，是郭知达本人的自注杜诗。在《九家集注杜诗》中，为区别诸家杜注，郭氏标“新添”或“增添”以示区别之。笔者调查《九家集注杜诗》，得郭知达自注杜诗约九十条。
[14]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5、652页。
[15]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5、652页。
[16]张忠纲、赵睿才等《杜集叙录》，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63页。
[17]洪业《杜诗引得·序》，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