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刻
家刻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藏书家刊刻小说，一种是私人筹资刊刻自著小说或先人、师长的作品。这两种情况下的刻书，均不以赢利为目的，刻成的书籍不作为商品流通。刊布书籍可求不朽，且有裨于文化的传承，是以有不少文人视刻书为己身之使命。小说虽难登大雅之堂，但名列子部，可“资考证、广见闻、寓劝诫”，也往往在“刊布”之列。当然，这里的小说主要是指以文言写成者，白话小说并不在正统文人的视野之内，故而家刻小说大都以文言小说为主，鲜少白话小说。清末民初的藏书家在刊刻书籍时，多多少少都涉及了小说。如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光绪间归安陆氏刊本）收录了自汉至宋的文言小说多种，包括《十洲记》《洞冥记》《殷芸小说》《三水小牍》等。葛元煦的《啸园丛书》（光绪间仁和葛氏刊本）收录了《说铃》《幽梦影》等小说。徐乃昌的《随盦徐氏丛书》（光绪至民国间南陵徐氏刊本）收录了《述异记》《续幽怪录》等小说。叶德辉于宣统三年（1911年）刊刻了《唐开元小说六种》（又称《唐人小说六种》）；其《双梅景闇丛书》里收录《板桥杂记》三卷、《吴门画舫录》五卷等。缪荃孙所刻的《云自在龛丛书》共五集，其中第二集是小说，包括《三水小牍》二卷、《逸文》一卷，《北梦琐言》二十卷、《逸文》四卷。
藏书家们大都博学多闻，在目录学、版本学及书籍出版方面浸淫颇深，所以他们在刊刻文言小说时，大都注重书籍的品质，在出版的各个环节严格把关。首先是精选版本。譬如叶德辉对《说郛》《古今说海》《五朝小说》等小说总集收录的唐宋小说颇不满意，认为其“文有删节，又时多讹字”，故而他在编选唐人小说时，一直希望寻访到刊刻精审的《顾氏文房小说》，最后“从长沙故家购得四十种全者，前有明遗老金孝章俊明印记题签，尚其手书”，遂“刻之以公诸天下”。[3]其次是审慎校雠与辑佚，且撰写序跋以考辨学术源流。光绪十七年（1891年），缪荃孙因不满于卢文弨刻本“有不可通处”及收罗不完备之弊，于是重刊了唐代皇甫枚所撰的《三水小牍》。缪氏广引《太平广记》《续谈助》《说郛》《说海》诸书进行校勘和补遗，“校得误处数十，逸文十数”，[4]体现出学者及藏书家的精锐眼光与严谨态度。再次是慎选钞胥与刻工。叶德辉在觅得《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后，先将《太真外传》《梅妃传》《高力士传》三种付梓行世，至于其余部分，则有俟异日遇到“工书者”，再“影写其全”，[5]进行翻雕，其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缪荃孙亦十分重视书籍的抄写与雕刻。缪氏常年所聘的写手有喻青峰、饶心舫、夏丙泉、丁绍裘等，他所刻的书多出于湖北陶子麟和南京李贻、娄文卿之手。这些写手与刻工在当时的业界都有很好的口碑[6]。除了精选精校外，清末民初的藏书家从事文言小说的刊刻，还具有另外两个特点：其一，藏书家们大都以保存旧文化为己任，刻书以古籍为主，所以他们刊刻的小说多为前代作品，时人所著者绝少；其二，所刊小说大都隶属于丛书，较少专门刊刻某部小说作品，令其单独行世。
家刻小说的另一种情况是私人筹资刊刻自著或先人、师长的作品。文人刊印书籍，或自存，或赠送他人，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在明代甚至成为一种士林风尚。不过，所刻书籍多为诗文集，小说较少。文言小说中的笔记、杂俎一类，因有补于史乘、有资于考证，故而不为文人废弃，成为私人刻书的一大门类。在清末民初，私人（非藏书家）自刻小说，大致有以下的特点：其一，一如前代，自刻小说的目的通常在于纪念先人或师友、彰显斯文、润泽后世，所以刊刻者十分强调所刻作品的补史或劝谕功能以及作品的纪实性。如欧阳兆熊所撰《榾柮谈屑》一卷，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作者的孙子欧阳述谨刊刻而成。该书记作者的生平见闻及亲身经历，其中有不少关于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名将”的记载，既写他们的用兵决策，也写他们的逸闻趣事。郭庆藩称该书“于当代嘉言善行与相从诸贤朝夕参稽，识解之异同、论议之得失，粲然略具梗概，他日征文考献之士，或有取焉”，基于此，郭氏亲自“校其舛伪”[7]，并敦促作者的后人刊刻行世。其二，自刻小说者的态度往往较为严谨，通常会说明刻书缘起，对文字进行校订，且题署校勘者的名字，以示慎重。如姚福均辑《铸鼎余闻》四卷，刊刻者刘广基系姚福均的同邑后学。刘广基在该书的跋文中，称姚氏的其他著作已由同邑诸君子雕镌行世，而此书“多详载里社祠宇，引证渊博，齐谐志怪、干宝搜神，亦足以广异闻、考逸事也”，遂“携归郡斋，俾同志校雠，即付剞劂。盖仰慕诸君之高谊，略表先生之苦心，乐助其成，用传诸远”。[8]在该书的卷末，题有“邑后学刘广基谨校刊”字样。其三，用以自刻的小说大都是吻合子部小说家体例的作品，未能摆脱杂事、异闻、琐语三个传统品类的藩篱。如王用臣所辑的《斯陶说林》仿《世说新语》的体例，全书共分箴规、轶事、文艺、考证、清谈、诙笑、技术、闺秀、祥异、随笔十门。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搜奇志怪，用笔简洁，乃异闻之属。
可以说，藏书家或私人介入文言小说的刊刻，丰富了文言小说的出版型态，提升了小说出版的品质。进入民国后，传统形式的自刻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当时也有小说家如亚东破佛等将自己的作品送到某书局印刷，发行人仍收归己有，这已隶属于新型的出版形式，并非传统自刻小说的范畴了。